关于儒学和中国奇幻的思考

中国奇幻在近年来一直走得跌跌撞撞，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不能说明中国的文化环境与一种充满热情与瑰丽想象的文学形式不相容。而下面这篇乏味文章的存在意义仅仅在于探讨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学对中式奇幻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

目前，西方世界通常将中国文化视为一种纯粹的儒家文化，国人也往往认为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中心，反映在近年来的一些中式奇幻作品中，则表现为儒学这种强势文化的无孔不入。然而从历史上讲，儒家只能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而非绝对的主流。从历史上看，儒家思想的两次转型则是儒家受到其他重要学派影响而产生的必然现象。董仲舒用阴阳五行说和图谶来改造儒学，使孔孟之学第一次变了味，而程朱陆王所创立的理学和心学则属于儒、道、释、庄、玄、禅各家思想彼此交融吸纳的产物。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不是哪一家哪一派的天下。中国文化固然不可无孔孟，但一样不可以无老庄、无墨杨、无玄学和禅宗。因此，单方面强调儒家思想在中式奇幻中的存在，是一种割裂文化的不智行为。

然而儒学与奇幻文学之间最大的分歧在于：儒家那清醒过度的理性思想核心永远关注于人间秩序的和谐与安宁，对于幻想的世界则尽量采取回避的态度。因此，孔子说：“未能事人，安能事鬼？”他这种积极关人事的态度到了孟子那里就显得更加鲜明，《孟子·尽心下》里记录他的话说：“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所以对儒家而言，基于鬼神观念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与其说是一种信仰，不如说是一种维系社会纽带的手段，是一种现实的功利需要而非精神上的救赎需求。

儒家对待神话与宗教的这种务实态度源自于周文明，而来自中国西部的周文明最大的特征就是勤于人事，现实有余而浪漫不足。举个例子，玉器缺乏实用价值，主要用于宗教礼仪，而中国的几支玉器文化，如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都集中在东部地区。这是由于东部文化浪漫而繁于祀神。东部玉器文化的繁荣，是东部文化宗教发达的体现。周民族灭商以后，东部文化中关于宗教与神话的部分大多被周文化所过滤，于是西部文化重人事，讲实际的传统开始统治中国。因此，当代学术界一致认为，是周代早熟的青铜文明放逐了昆仑山的诸神。先秦以后，仅有的神话与幻想主要残存于《天问》、《山海经》、《淮南子》等南方人的著作中。而残余的神话又一再遭到儒家的扼杀与歪曲。孔子在这方面堪称大师，他将“黄帝四面”（有四张面孔）说成是圣人垂听四方，将“夔一足”的神话说成夔这个人很贤良，有一而足。儒家这种焚琴煮鹤的行径，不知泯灭了多少美丽的幻想与神话。

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随着董仲舒作《天人三策》，中国人的幻想世界就被人为地割裂成为君权神授、自然及祖先崇拜的官方系统与隐藏在市井与乡野间妖仙鬼怪共生的诡丽世界。儒家妄想以严正的铁则规划中国文化的每个角落，但在宗教、哲学、神话与艺术的领域，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在民间的曲巷与村落间，隐藏着对正统的叛逆，有位学者就是这样描述南方文化：“可以想象，种种偏门和曲道，很合适隐藏神话、巫术和反叛。”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流传在民间的僧道、巫卜乃至野老口中的奇异传闻才是中国人永不枯竭的幻想源泉。

不过，我这样说倒没有贬低儒家的意思，也不是说，由于儒家对幻想与神话的摈弃态度，所以中式奇幻也应该把儒家观念清除干净。恰好相反，作为中国社会制度的重要参与者与奠基者，儒家文化在社会制度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一向之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这也正是冯友兰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哲学所注重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必然表现。也唯因如此，中式奇幻在社会制度等方面不能也无法避开儒家思想，但是在其他方面，儒家思想却应当让位于其他学派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这样中式奇幻才有可能体现中国文明那无所不包容，无所不师承的博大而恢弘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