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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文明的历史意义
就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论，文明之前的部落成员对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自然资源的权利是平等的、不受约束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标志。但是，当部落成员成为农民时，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不再是不受约束的，也不再享有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虽然他们须履行的义务因地区而异，但最后结果无论哪里都一样。在向国家、祭司、地主和高利贷者支付一定的劳动成果之后，剩下的几乎总是只够他们勉强维持生存。因此，与奉行平等主义的旧石器时代的狩猎团体和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相反，古代文明及以后各时期的文明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富人与穷人两大阶级。
这两大阶级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呢？早在公元前三千纪，一位当父亲的埃及人在送他儿子上学的途中说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他为了劝儿子发奋学习，将农人、工匠的不幸与有学问的书吏、官吏的幸福作了一番对比。他说：
学习写字要用心，学会了什么重活都可以甩得远远的，还能当名气很大的官。书史是不用干体力活的，却能指挥别人。……你不是有书吏写字用的玩意儿吗？就是那玩意儿，能把你和划桨摇橹的区分开来。
我亲眼见过在炉子口干活的金属制造工，十个手指就象鳄鱼爪子，身上的臭味比鱼卵还难闻。……石匠的活儿是对付各种坚硬的石头，于完活时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晚上睡觉时还酸痛，只好整夜卷缩着身子睡，太阳一出来，又得干活。他的膝盖和脊柱骨都快碎了。……理发匠从早到晚给人剃头修面，除了吃饭，连坐的功夫也没有。他匆匆地从这家转到那家，兜揽活儿。就象蜜蜂吃自己酿的蜜那样。他累断了双臂只是为了填个肚子。…种田的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嗓子粗哑得象老鸦叫，十个手指从来不得闲，两条胳膊叫风吹得干瘦如柴。他休息的地方――如果他真能休息的话，是烂泥地。他不生病时，和牲畜一起分享他的健康；得病了，就在牲畜中挤块地皮躺下。…
用心学习吧。实在没有什么可与学习相比。在校学习一天，得到的好处一辈子也享用不尽。
文明的到来也使政治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过去，新石器时代的村民们无论就其内部或外部，受到的种种限制都是发展不完全所引起的。但现在，部落首领和年长者已为国王或皇帝和遍布各地的官吏――如宫廷大臣、省或地区的官员、法官、办事员和会计等――所取代。和帝国政府紧密勾结的是祭司集团，祭司集团也是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从前的巫师只是“业余的宗教职业者”，而现在替代巫师的祭司则成了“专职的宗教职业者”。这就使官方神学的产生和祭司集团的形成成为可能。神学和祭司集团都是为加强世俗秩序服务的。它们赋予政治制度和领袖以神的制裁力和神的种种属性。美索不达米亚的艾沙库（ishakku）被认为是城市之神的副摄政，而埃及的法老则被尊为“活神”。神权和世俗权力相结合，强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现状；因为很少有人敢冒着今世的迅即处罚和来世的永久惩罚的风险而图谋不轨。
至于文化方面，由文明引起的变革也是根本而持久的。过去，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文化一向是自发而单一的。所有的村民都有着同样的知识、共同的习俗、一致的看法，所保持的生活方式也不由外界决定。但是，随着文明的到来，出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新社会。除村社农民的传统文化外，现在又有了种种新文化，即：书吏的文化――书吏通晓神秘的书写艺术，祭司的文化――祭司知道天国的秘密，艺术家的文化――艺术家懂得怎样绘画和雕刻，商人的文化――商人与在沙漠和大海以外的所有地区交易货物。因而，文化不再象过去那样是单一的。被称为“高雅”和“低俗”的两种文化开始发展起来。高雅文化见于城里的学校、寺庙和宫廷；低俗文化见于各村庄。高雅文化由哲学家、神学家和学者用文字传世，而低俗文化则在目不识丁的农民中以口语相传。
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区别，通常被忽略，因为我们信赖书面资料；书面资料自然只强调各种高雅文化的存在及它们各自的特点，而对各文明中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同时并存这一同样重要的事实，则往往略而不提。为了充分了解人类自文明以来的经历，不仅须将各文明综合起来考察，而且还得一个个分别加以考察。用人类学者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话来说，必须“从村后溜进村子。……”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到处都会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成员已为农民所取代；而文明世界各地区的农民在许多基本方面，自苏美尔时代迄今，又是完全相同的。虽然他们的肤色也许是黄的、白的或褐色的，种植的农作物也许是稻、小麦或玉米，但是无论哪里都如历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所指出的，“农民们保持着稳定的一致性。”
各地区的农民都掌握了大量的与农业有关的实际知识，即关于天气、植物种植、动物饲养、燃烧方法和发酵工艺等方面的知识。各地区的农民也都把从事艰巨的劳动看作是最好的美德，瞧不起那些身体虚弱、极易疲劳的城里人。他们都渴望能拥有一小块土地、几头牲畜、几样简单的种田、做工的工具，因为这意味着独立和安全为了获得独立和安全，所有的农民都顽强地抵制外来的干涉，不管这种干涉来自地主，还是来自当代的集体。不过，村落里的公共生活和公共关系正好与农民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相抵消。好的邻居总是乐于同情和帮助那些需要同情和帮助的人，总是乐于参加造房子、生火、庆祝丰收节日和其他社会活动。
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关系通常是矛盾和紧张的。一方面，农民们有一种优越感，认为比较起城市生活和城里的各种职业，农村生活和农业劳动更合乎道德：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又都受城市的支配。从城里来的地主、税吏、祭司和士兵，傲慢自大、武断专横，让人一眼就能分辨出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农民们将艰巨的劳动理想化了，而显贵们则把艰巨的劳动看作是最卑贱的，只适合于一无所能的平民百姓。虽然显贵们是靠剥削农民才过上优裕的生活，但他们却把这说成是由于他们智力出众、品德高尚的缘故。几千年来，这种看法不可避免地在欧亚农民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使他们变得卑屈、顺从。而那些不甘屈从的农民，总是立即在肉体上遭到士兵们的打击，在心灵上受到祭司们的伤害。这一切给人留下的伤痕从下面这段报道中可清楚地看出来。这段报道描述了在荷兰官吏面前，当代的印度尼西亚农民打躬作揖，而巴布亚部落民却直挺挺地站着。
一名荷兰官员走进新几内亚的一个办事处。办事处的桌子跟前，坐着一个仍在替荷兰办事的印度尼西亚官员和巴布亚人的两个村长。那个印度尼西亚人一见荷兰官员，忙起身，一动不动地站着；那两个巴布亚人却抬起头，微笑着，依旧坐在那里。
一天晚上，约九点光景，一名荷兰官员走进肮脏的政府旅馆的酒吧间，向那里的巴布亚招待员要一杯啤酒。过了五分钟，招待员把啤酒端来了，并不客气地看了看手表，问那个荷兰人打算待多久。
一艘荷兰驱逐舰驶入新几内亚南部的一个海港。当地的荷兰官员寻思，借这机会，让那些仍保持猎取人头的习俗的丛林人见识一下真正的武器倒不错。
丛林人经过艰苦跋涉，来到船边，其中有一人发表意见说：
“是的，你们有枪炮，但是我们手中的弓箭你们看到了没有？这些强弓利箭想来你们是不会使用的。我们能使用。……”
曾在印度尼西亚待过、富有经验的荷兰官员，到了新几内亚就得使自己重新适应环境。
在印度尼西亚，他们是进入一个有等级制度、有阶级差别、已知道统治者的权威和权力的社会。在那里，他们是主人，并被当作主人看待。
在新几内亚，根本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巴布亚人过的是一种自由的生活。在那里，既没有乡村议会，也没有伟大的法典制定者或官府。除了各种守护神和神灵对生活有一定的影响外，一个人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
在荷兰人和巴布亚人之间，不存在打躬作缉的情景、有个印度尼西亚教师曾努力想使巴布亚人相信，见了长官，弯腰驼背，是表示尊敬的恰当方式，可他得到的回答是：
“我们是人，人走路总是腰杆笔挺的。”
显然，文明的到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过，文明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人类取得很多成就。从历史的角度看，文明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在这方面，文明与工业革命相似。工业革命最初导致社会痛苦的分裂，使人类遭到无数的苦难，但最终决定性地促进了人类的生产率和福利。城市革命和文明的情况也是如此。新石器时代普通的部落成员的生活也许比一般的农民或城市工人的生活更完美、更令人满意；但是，正因为部落文化使人轻松自在、没有紧张感，所以那时的生产率也比较低（见第三章第四节）。税吏、祭司和地主强征的税收、地租是繁重的，但也有力地促进了产量的提高。大河流域地区人口的大量增加就是生产率提高的一个确凿证据。“毫无疑问，从新城市的面积比在何原始‘新石器时代’村落的面积更广阔，从城市附近的大片墓地和市民们所做的惊人工作中，也可得出这一结论。”
生活水平也随人口的增长而提高。教俗君主、高级教士和高级官吏们享有部落酋长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各种饮食、昂贵的衣服和陈设华丽的宅邸。新兴的中产阶级――商人、书吏、低级官吏和教士也过上和今天的中产阶级同样舒适优越的生活。甚至一般群众――如果不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而从物质方面看――某些方面的境况也有所改善。有位英国考古学家指出，“从波斯湾运到拉加希、从阿拉伯海运到摩亨约・达罗的海鱼……在当时也许是极为普通的消费品，可是石器时代的农民从未尝过。哈拉帕工匠们的住房比新石器时代的小屋更宽敞。”
因为有了新的书写艺术，文明也使知识的稳步积累和世代相传成为可能。在今天的博物馆里，充满了可代表古代技术方面的惊人成就的展品。各门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的开端也可追溯到这数千年间。城市中心的繁华使建筑师、雕刻家、画家、乐师和诗人们大开眼界。
诚然，这些宝贵的成就只是使少数人获得极大的好处，而归根到底为高雅文化付出代价的多数人，得到的好处则很少。但是，重要的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人类曾取得不少进步。正是这些在数千年中积累起来的进步，使现代人能通过科学和技术控制自然、获得巨大生产力，从而使多数人现在能与少数人一起受益。在那漫长的中间阶段，村落的低俗文化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但是各种高雅文化，在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诸方面，都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在第三篇和第四篇中论述，以下各节论述古代文明没落、衰亡的情况。五、古中国商朝
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在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繁盛约20O0年之后才出现的。养育黄河流域文明的是一片密集的粉沙细土，这种泥土被称为黄土，它覆盖了从华北高原向东到大海的整个地面。一般认为，黄土是更新世时期的北风送来的，有些地方的黄土堆积得很厚，厚达二、三百英尺。由于其天然的肥力和吸水性，黄土不逊于世界上任何种植农作物的土壤。而且，由于华北的降雨量不足，黄河流域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河流域一样，没有茂密的森林来阻碍只有原始的石头工具的早期农人。
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最初的中国文明的中心，其原因还在于那里是西方最易进入的地区。一道道山脉挡住了横越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的游牧部落南下的去路，使他们折向华北。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游牧部落不仅大肆侵扰劫掠各文明区，而且还起了传播、交流各种文化的作用（见第一章第2节）。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商朝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土生土长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受中东的间接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般人公认的看法。商人是一小群蒙古种人，兴起于西北大草原，他们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中东人冶铸青铜和制造战车的技能，然后利用这些技术带来的军事优势，侵入华北，征服了当地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村社。
结果。中国获得了一种新的发展形式：商人采用的新技术丰富了当地的文化，而商人最终又为当地文化所同化，使中国人的传统毫不间断地流传下去。这种发展形式在中国每遭到侵略之后便重演，在以后数千年中曾重演过多次。商朝文明由诸多成分组成，如大麦、小麦、羊、牛、马、青铜和轮子等若追溯到其新石器时代的起源，无疑将发现，它们最早发源于中东。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东亚的本土文化有它自己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与外来文化相结合，构成了伟大、独特的中国文明，这一文明以举世无双的连续性从商朝一直持续到现代。
独特的中国文化有不少特点，一个特点是养蚕和将纤细的蚕丝织成精美的丝织品；另一特点是避免将牲畜乳汁供人消费之用――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乳汁和乳制品是欧亚大陆各游牧部落的主食品。祖先崇拜从最古代起就一直是中国宗教的一个主要特征，对一个人的姓十分重视与这一点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的姓总是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前，而不象西方那样，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后；这反映了中国社会历来起主要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堂。常见的中国建筑物屋顶华丽，由一排排木柱支承，这种式样也是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了。
商朝的青铜冶铸技术尤其值得注意，它在世界上居遥遥领先的地位。商朝崇拜祖先、祭把祖先时用来存放和奉献肉类、谷物和酒等祭品的礼器都是青铜制的。礼器的体积大小不等，形状各式各样，有四足大方鼎、各种酒坛、精致的酒杯、奇特的船形调味汁壶，还有动物头像和纪念用的假面。这些青铜制品的表面价有丰富多彩的几何形花纹和许多真实或想象的动物图案。虽然这些花纹图案与西方各地的截然不同，但与南太平洋和太平洋西北部印第安人的图案极相类似，因而被公认为是一种太平洋区域的图案。
在商朝废墟中发现的复杂的表意文字，对中国和整个东亚后来的历史极为重要。它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也可用来说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来，中东人一直不能释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而现代中国人却能读通商朝文字。幸存到今天的商朝文字大多发现于龟甲兽骨上，过些龟甲兽骨是当时占卜吉凶祸福用的――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独特的习俗。他们把有关疾病、梦、田猎、天时、年成等方面的疑问刻在龟甲兽骨上，然后在甲骨的不同点上划几道切口，将用火烧得通红的小棒子按在这些切口上，使其产生裂缝。卜人就根据这些裂缝的形状、排列和方向来判断所占问之事的吉凶情况。这些甲骨都被小心地埋藏起来，因而其中许多能幸存下来，不仅揭示了商前的文字，并使我们能了解到商人日常生活的许多情景。
商朝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正式的政治机构。商朝在其统治期间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是不能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在好多世纪里发展起来的官僚机构相比的。因而，管辖各地区的世袭的贵族家族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权威主要取决于统治者本人的所作所为。
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的情况一样，商朝农民也必须拿出一部分农产品来供养聚居在城市的贵族、书吏和官吏。而且，战争时期他们还得充当步兵，替他们的贵族领主打仗。不过，他们拿的只是一些轻武器，象两匹马曳引的战车和冲锋陷阵时穿戴的青铜盔甲，只有居统治地位的武士阶层才配备得起。对青铜冶铸业的垄断使商朝社会的阶级分化更其尖锐。只要将结构复杂的宫殿和商王陵墓与老百姓居住的原始坑洞相映对照，便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置放在陵墓里的贵重陪葬品，如青铜制的礼器、精美的丝织品、翡翠、大理石、乐器和精致的武器等，也可用来说明这一点。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商王死后还要屠杀许多人殉葬，通常一次要杀死几十人。现在还不清楚，让这些不幸的人――大概是奴隶或战俘――作牺牲品，究竟是为了抚慰复仇之神，还是为了让他们充当死去的君主的奴隶和妃妾。四、印度河
公元前250O年左右，也就是人类第一个文明在苏美尔出现约1000年之后，在印度河两岸又出现另一个文明。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文明，独自存在到约公元前1500年，然后由于一些不十分清楚的原因，逐渐消失。后来，这一文明被完全遗忘，以致印度人以为，他们的历史是从约公元前150O年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时开始的，就象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以为，他们的历史起于公元前776年，即举办第一届奥林匹克竞赛会的那一年。20世纪20年代，印度河下游区一块被当地人称为摩亨约・达罗即死者之地的荒凉地方吸引了各地的考古学者。那里有几座古坟，这些古坟已遭到劫掠；进行劫掠的不仅有取用那里无穷无尽的砖的当地居民，而且还有寻找砖块作道碴的拉合尔―摩耳坦铁路的施工人员。尽管摩亨约・达罗已遭到劫掠，发掘结果表明，它是一系列曾十分繁荣的城市的遗址；这些城市的每一个都建立在前一城市的废墟上。随后又对印度河流域其他地方和周围地区进行发掘，结果发现，这一古代文明的分布范围比埃及文明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要大上好几倍。它地括一块每边长约1000哩的三角形地区，以印度河口以北、以南海岸为底边，朝东北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山麓丘陵地带。
对这一文明的了解尚处于初步阶段，进一步的发掘也许会使目前的设想完全改变。追溯这一文明的起源可以发现，它是由本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村社与公元前三千纪初叶从俾路支山区向南迁移到印度河流域的外来农人共同创造的，兼备两者各自的特点。一般认为，这些移民的到来使当地人了解到苏美尔的城市和其他方面的情况，促进了印度河文明的出现，就象早先在尼罗河流域发生的情形那样。考古学者已在这一伟大文明的三角区内发掘出两座大城市、六七十个市镇和村庄。可以预言，随着进一步的发掘，将会有更多的古代居住地被发现。
和所有其他古代文明一样，印度河文明主要是农业文明。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和大麦，不过，当地居民还种植紫花豌豆、甜瓜、芝麻、椰枣和棉花――印度河流域是最早用棉花织布的。已经驯养的动物有狗、猫、牦牛、水牛，可能还有猪、骆驼、马和驴。与外部世界也有了相当的贸易关系；其中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在那里属于公元前230O年的废墟中发现了印度河流域的印章。在波斯湾的巴林岛上还发现了一些别的印度河流域的产品，这表明巴林岛是美索不达米亚与印度河流域之间进行海运贸易的一个中间站。
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在当时是独特的，因为这些城市不是象养兔场那样任意建造的，而是按照一个中央计划精心建成的。各城市全盛期时占地六至七平方英里。城市布局呈格子型，宽阔的主要街道环绕长方形的大街区，各街区约长400码、宽200码，比今日城市通常的街区要大得多。埃及的建筑物用的是石头，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物用的是太阳晒干的砖，而这些城市的建筑物是用窑内烧的砖建造的。整个印度河流域做砖的模子只有两种标准尺寸：11×5．5X2．5英寸和9．2×4．5X2．2英寸。可见，各地的度量衡也是一致的。如此整齐划一的布局和有条不紊的组织似乎遍布整个印度河文明区。这一文明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达到成熟期，在以后的IOOO年中，实际上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而且，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这些城市每遭到洪水毁灭性的破坏后，重建的新城市总是造得跟原来的城市一模一样。如此一贯、连续的传统世上从来没有过，即使在埃及也没有，因而，产生这样一种假说：控制这一纪律严明的社会的也许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没有军事装备，没有城防工事，也为这一假说提供了证据。但是，这一切毕竟只是推测，而且，在发掘更多的古城遗址，并能释读印度河流域的文字之前，始终只能是推测。印度河流域的文字为象形文字，上一行由左往右读，下一行由右往左读。这种写法也为早期希腊人所仿效，被称为“由左而右，复由右而左交互成行之书法”――“就象牛犁地一样”。
印度河文明衰落的起因和详情尚不清楚。迄今为止，普遍认为主要由于雅利安人入侵才衰落；不过，最近有人提出，这一文明也许实际上是为泥浆所淹没的。按照这种说法，地下的火山活动使大量的泥浆、淤泥和沙子涌出地面，堵塞河道，形成一个很大的湖泊，把摩亨约・达罗全给淹了。几十年后，堵塞河道的堤坝渐渐磨损，河水流过堤坝，大河又恢复原来的水道，不过，摩亨约・达罗的城市已遭毁灭。从摩享约・达罗一层又一层的淤泥判断，这一灾难至少发生过五次以上。最后，给印度河文明的中心带来了无可挽救的损害，使北部的边沿地区十分虚弱，不能抵抗雅利安人的侵略，使南部的边沿地区过于衰弱，不能抵挡本土文化的同化。三、克里特
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是以传说中的国王米诺斯的名字命名的。直到19世纪末，人们才不怀疑这一文明确实存在过。荷马在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中叙述的英雄和诸神的故事，早先曾被学者们当作民间神话而不予考虑。但是，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亨利希・谢里曼深信这些故事。他发誓要找到并发掘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为了海伦而进行战争的所在地特洛伊古城。他靠私运茶叶到俄国弄到了必需的资金，于1870年开始探索。他获得了巨大成功，发现了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和伯罗奔尼撒的美锡尼的遗址。虽然他的某些成果对考古学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他热情有余，专业知识不足，令人失望地将若干文化层的遗物不加区分、杂乱地收集在一起――但是，希腊存在过古典期以前的文明这一点从此得到证明。19世纪末，英国考古学家阿瑟・伊文思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发现了米诺斯文明的中心。
公元前三千纪初叶，当来自小亚细亚或叙利亚的外来移民带着新技术到达克里特岛时，当地的新石器时代的村社已建立很久了。这些外来移民所发现的这块陆地土壤肥沃，以盛产鱼、水果，尤其是橄榄油而出名。它位于地中海东部的中间，周围的海面风平浪静，气候条件较宜于用桨或帆推动的小船航行，因而它的地理位置对商业贸易极为理想。水手从克里特岛可乘风扬帆地北达希腊大陆和黑海，东到地中海东部诸国家和岛屿，南抵埃及，西至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岛屿和沿海地区；不管朝哪一方向航行，几乎都可以始终见到陆地。一点不用奇怪，克里特岛成为地中海区域的贸易中心。它的地理位置不仅对商业发展，而且对文化发展也是很理想的。克里特岛人与外界的距离是近的，近到可以受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各种影响然而又是远的，远到可以无忧无虑地保持自己的特点，表现自己的个性。这一点使他们获得极大成功，无疑，克里特岛人的文明是古代世界最优美、最有特色的文明。
米诺斯文明的艺术家们并不试图仅仅以艺术品的大小来引人注目，也不关心遥远的、令人畏惧的神或神圣的国王。他们在日用器皿、住宅的墙上和自己的艺术作品中描绘周围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到处都有模特儿――自然景物如花、鸟、海贝和各种海生物，日常生活的情景如种田归来的农夫、与公牛角斗的壮士和翩翩起舞向女神表示敬意的妇女。克里特岛人建造建筑物时关心的不是其外表，而是个人的舒适。克诺索斯城的王富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千门百户，曲折相通，显然是在好几个世纪里建成的。里面不仅有国王宝殿、接待室和起居室，而且还有占去了王宫一大半的众多的仓库和手工业作坊，这一情形与从事贸易的民族相符。最了不起的要算克里特人装置的复杂的取水和排水系统，到近代为止，还没有谁能超过他们。排水系统安置得非常巧妙，天一下雨，雨水便冲洗下水道，使下水道保持干净；下水道的入口很大，工匠可以入里面进行修理。
妇女似乎享有与男子同样的自由和社会地位。从某些壁画中可以看到，妇女们挤满了斗牛场的露天看台，并实际参加与牛角力的活动．有些妇女甚至还参加战争，这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古典希腊的情况不同，那些地方的妇女深居简出，以家庭为生活中心。
克里特岛人似乎没有给他们的神建造宏大的神庙或竖立巨大的纪念碑，而是在家里留出数二、埃及
第二个文明即埃及文明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最早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形成的文明。一般认为，使这两个文明的所在地发生联系并相互影响的地区有两个，一处在尼罗河与红海之间，那里有吸引苏美尔商人的金矿；另一处在黎巴嫩，那里有埃及人需要的木材。在以后的贸易过程中，埃及人了解到苏美尔文明，深受激励，使某些已在他们的流域地区产生影响的力量加速发挥作用，从而促进了文明的早日到来。但是，埃及人创造的文明决不是苏美尔文明的复制品。埃及文明反映了埃及人及其自然环境所独有的特点，因而有它自己的特色。
尼罗河流域与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它的西面是利比亚沙漠，东面是阿拉伯沙漠，南面是努比亚沙漠和飞流直泻的大瀑布，北面是三角洲地区的没有港湾的海岸，这些自然屏障使它受到特别好的保护，不易遭到外族的侵犯。埃及人生活在这块安全的流域地区，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命运，无须应付闪米特人或印欧人不时地家洪水似的入侵，因而能使其种族本身从法老时期一直保持到今天。现在尼罗河两岸的农民与古代神庙和金字塔上雕刻或描画的人物极为相似，都是矮矮的身材、瘦小的体格、笔直的黑发、深陷的眼睛、微带钩状的鼻子。
埃及这种受到环境保护的生活不仅为种族的稳定，而且也为政治的稳定创造了条件。埃及没有因不时地外族入侵而引起的万花筒似的帝国更换。相反，尼罗河就象一根天然的纽带，把整个流域地区连接成一个稳定、有效的整体。尼罗河平缓的河流使北上的航行极为容易，而盛行的北风、西北风又使返航毫不费力。因而，埃及人拥有对可靠的交通运输极为宝贵的手段，它促进了整个流域地区在约公元前3100年时的统一。
在前几个世纪中，埃及最早的农人象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先驱者在更早的时候所做的那样，开始在尼罗河两岸进行耕种。肥沃的新农田生产出大量剩余产品，足以供养很快在城市聚集起来的各种有专门技能的人。埃及形成两个独立的王国――下埃及王国和上埃及王国。每个王国由大约20个省或州组成。约公元前3100年左右，上埃及国王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开始了史称的王朝时期。这时，埃及已具备文明的基本特征，不仅有专职的行政官员、士兵、宗教首领和艺人，而且还有文字。
显著的政治连续性是王朝时期的主要特征。通常所说的古王国包括六个王朝，从公元前3100到2270年，持续了八个多世纪。象这样长久的政治稳定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编年史上是找不到的。将近第六王朝末期时，国王的权力不再是绝对的，愈来愈受到独立的各州州长的挑战。结果，产生一个骚乱时期，史称”第一中间时期”（公元前2270－2060年）。各自为政的州长以独立的国君自居，互争贵族的支烧来自利比亚和亚洲的侵略者趁机进犯埃及。最后，第十一王朝使埃及又逐渐恢复统一，进入第二个政治隐定期即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060－1785年）。埃及的历史又照过去重演，不过重演的过程明显缩短。过了不到三个世纪；埃及开始经历“第二中间时期”（公元前1785－158O年）。在这一时期，埃及遭到侵略，并且第一次为驾车作战的喜克索人所征服。正如下一章将提到的，公元前二千纪时，一些民族蹂躏了欧亚大陆各文明中心，喜克索人仅是参与这种侵略活动的一个部落。
埃及文明一般是稳定而保守的，但决不是静止的。从国王美尼斯统一埃及到喜克索人入侵的15个世纪里，埃及的制度和习俗发生了许多变化。不过，也有某些特点始终保持着，如：埃及人与苏美尔人相反，普遍地持有自信而乐观的世界观。正象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的泛滥不可预知、来势凶猛，从而促成了苏美尔人的不安全感和悲观那样，尼罗河每年的泛滥可以预知、趋势平缓，从而助长了埃及人的自信和乐观。苏美尔人把他们的洪水之神视作恶神，而埃及人则把他们的洪水之神看作“它的到来会给每个人带来欢乐”的神。一位古埃及诗人是这样描述给万物以生命的大河的慈善：
看，这位伟大的君主，
既不向我们征税，
也不强迫我们服劳役，
有谁能不惊讶？
有谁，
说是忠于他的臣民，
其能做到信守诺言？
瞧，
他信守诺言多么按时，
馈赠礼物又多么大方！
他向每一个人馈赠礼物，
向上埃及，向下埃及，
穷人，富人，
强者，弱者，
不加区别，毫不偏袒。
这些就是他的礼物，
比金银更贵重。……
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习俗非常复杂，由许多种成分――对自然力的崇拜，崇拜各自的城市之神和州神的诸地方教派，逐渐形成的对祭司集团的信仰，来自国外、尤其是东方的各种影响――组成。现在，至少有2000个神的名字已为我们所知，但这些神中没有一个是它们的崇拜者所能完全顺从或敬畏的。埃及人相信，他们可以为了个人或公共的利益而避开神或操纵神；可以为了道德的目的，也可以为了不道德的目的而求助于神。因而，神庙复杂的宗教仪式的奉行是一种崇拜神的活动，同样也是一种念咒求助于神的活动。在较后的王朝统治期间，今世正直善良者可以获得永恒的来世的思想已逐步发展起来。但是，除了某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外，埃及人的宗教中，道德方面的内容很少。而且，他们的神话和神学缺乏连贯性，因为埃及人普遍地对他们诸神的起源、特点和关系不感兴趣。
关心死亡，为来世――尤其是国王的来世――作好物质方面的准备，是埃及宗教信仰的一个主要特征。因为国王的死并不是最终的结局，所以国王死后用香油等药料涂尸防腐，然后将尸体和食物及其他必需品一起放入巨大的陵墓即金字塔内。金字塔中以第四王朝法老胡福的金字塔为规模最大。塔底占地13英亩，塔高481英尺，全塔约用巨石2，300，000块砌成，平均每块重约2．5吨。这一金字塔是用最简单的工具即坡道、滚筒和杠杆建造的；那时甚至连铁滑轮都没有！
据说埃及的农民们在建造这些金字塔时热情很高，相信他们正在为一位能决定他们共同的幸福的神建造宅邸。不管这一说法的理由是什么――也许还可以设想，无论埃及的农民们对建造金字塔有无热情，他们在这件事上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一说法的确有力地表明了尚属于推测的埃及王权的神威。法老始终被认为是神王，没有神圣的法老与世俗的法老的区先这一观念确令人费解。由于这个原因，埃及没有任何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典相应的法律。法老作为神王；其权力亦神化，他的话就是法律。
王权通过以“全国的管家”、“国王的耳目”――宰相为首的官僚机构而得到加强。宰相之下的官吏有：掌玺大臣（掌管尼罗河的交通运输），赏赐大臣（负责所有的牲畜），财政大臣（掌管全国的财政分署；每一分署均没有仓库，负责征收赋税，可能年景不好时，还负责分配种籽和牲畜），管辖各州的州长及下属的管理城市和周围村庄的市试和其他帝国的情况相似，地方各州长逐渐积聚起大量财产，成为世袭的官僚阶级：他们加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最后公然与中央政权对抗。古三国的分裂及以后长达数世纪的混乱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此得到说明。中王国时期的法老们从来没有恢复过他们原先为专制权力。虽然法老们一般仍被罩上一层神圣的光圈，但他们发现，实际上他们的权力得与祭司和贵族一起分享。因此；中王国时期有时被称为埃及的封建时代，不过强有力的官僚政治的确也起了抑制贵族的作用。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绝对控制是埃及文明的最后一个特征。尽管当时已有了私有财产和私营企业，但不象在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普遍。国家不仅控制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大部分生产，而且还负责产品的分配。巨大的国库和政府的粮仓里装满了征收来的实物税：谷物、牲畜、布匹和各种金属；用来支付国家的耗费，也作荒年时用的储备物。据说，“所有人的食物供给部由国王负责”。除缴纳赋税地每个村社还得派男子服徭役即强制性劳役。金字塔就是这些劳工最著名的劳动成果，这些劳工还被派去采石、开矿和整修灌溉沟渠。
埃及工匠的技术，尤其是制造奢侈品的技术，是人们一致公认的。他们制作的珠宝饰物非常精致，几乎到今天还没有被超过。他们的搪瓷制品和象牙。珍珠镶嵌物也非常精美。他们发明了玻璃着色，而且是最早鞣制皮革的人，鞣革的方法至今仍为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所采用。他们织的亚麻布十分匀净，不逊于今人所组的。埃及人可能极早就发明了美容品，发展了制造美容品的技术。他们的医学文献上记述了消除皱纹和染黑灰白头发的方法。用于化妆的物品有：画眉毛和描眼角的化妆墨，将眼圈描成绿色和灰色的孔雀石和铅矿石，作胭脂或口红用的红赭石，染指甲、手掌和脚底的散沫花，做假发（这种假发的顶上用融化的蜂蜡封住）用的人的头发，等等。希望把自己打扮得最为时髦的贵妇、淑女们还给自己的乳房涂上金色，给乳头描上蓝色。一、美索不达米亚
古代欧亚大陆诸文明的生活方式，有如它们早先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就美索不达米亚来说，地理位置的影响表现得非常明显――这里是指该地区易遭侵略这一点而言，因为该地区自古迄今的发展与一次又一次的外来侵略分不开。实际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来自北面的入侵者印欧人与来自南面的入侵者闪米特人为争夺这块肥沃的大河流域地区而展开长达数千年的斗争的历史。
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但不管怎样，是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开掘沟渠，依靠复杂的灌溉网，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湍急的河水，从而创建了第一个文明。到公元前300O年时，苏美尔地区已出现12个独立的城市国家，如其中的乌鲁克，占地1100英亩，人口约达五万。各城市国家为了争雄称霸，相互征战不休；战争愈来愈专业化，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结果，大大削弱了苏美尔人的力量，使他们臣服于闪米特人。闪米特人的著名领袖萨尔贡一世就是作为第一个帝国的奠立者而在历史上闻名。他以流域地区中部的阿卡德为基地，首先征服了整个苏美尔，然后向远地进犯，最后建立起一个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庞大帝国。
阿卡德帝国在当时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但它的寿命短暂。来自伊朗的新入侵者打败了萨尔贡一世的孙子，毁灭了阿卡德，使其从历史上消失。于是，苏美尔人的城市国家又一个个重新出现，并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直到乌尔城邦崛起，建立起一个纯粹的苏美尔人的帝国。这一帝国从公元前2113到2006年，维持了一个世纪。在这期间，一批闪米特游牧民即阿莫里特人侵入两河流域，在他们著名的统治者汉穆拉比（约公元前1704－1662年）的率领下，经过长期征战，建立起巴比伦帝国。正如后面章节中将要提到的，这种连续入侵的模式一直持续到近代，因为继阿莫里特人之后的入侵者还有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入、罗马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
尽管这些帝国额可夸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实质上还是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城市最基本单位，每个城市都尊奉一位主神，城市被看作是属于主神的一个神圣的存在物。寺院和国王是当时最大的富豪，不过也有许多私人资本被投入土地、手工业、商业冒险和放债。大多数平民是靠当农夫、工匠、商人、渔民和养牛人谋生。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手艺人阶层，包括石匠、铁匠、木匠、陶工和宝石匠。他们在自由市场上出卖自己的手工艺品，买主支付货币或以实物代货币。货币通常是很快或银环，每次交易后都须称其分量。
城墙外面是农田，城市居民的生活最终取决于农田的收成。大部分土地以大地产的形式被占有，占有者是国王、祭司和一些富人。他们将土地划分成小块份地，连同种籽、农具和耕畜一起，分配给为他们服务的农人。农人则提供劳动、自行经营，然后将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缴纳结寺院、宫廷或地主，作为报答。当时的基本农作物是大麦和小麦。提供乳液的牲畜是山羊和母牛。绵羊提供羊毛，羊毛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主要的组织纤维。最普通的蔬菜有蚕豆、豌豆、大蒜、韭葱、洋葱、小罗卜、葛苣和黄瓜。水果包括甜瓜、椰枣、石榴、无花果和苹果。
经营地产时需要记帐，如：从佃耕的农人那里收到的地租，牧群的头数，牲畜所需的饲料的量，下次播种所需的种子的量，以及关于灌溉设施和灌溉计划的一切复杂的细节，都得上帐或记录。管理事项和帐目，是用削成三角尖头的芦苇杆当笔，刻写在泥版上然后将泥版烘干，以便于保存。这种最早的文字形式称为楔形文字，显然不是为了智力活动才发明的；确切地说，这是经营管理时的一种工具。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说的，“文字不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发明物，而是伴随对私有财产的强烈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文字始终是苏爱尔古典文明的一个特征。”
最初的楔形文字由图形符号组成。书吏用简单的图形把牛、羊、谷物、鱼等画下来，也就是说，用这一方式记录所要记录的事物。不久，图形符号固定下来，不再取决于每个书吏的艺术想象力，从而保证了书写和阅读的一致。但是，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尚未解决，图形符号不能用来表达抽象概念。苏美尔的书吏们应付这一困难的办法是，在图形符号旁加上别的符号以表示新的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选择了表示声音、而不是表示物体或抽象观念的音符。这是在以后若干世纪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语音字母的精髓，但是苏美尔人还不能系统地、全面地应用语音原则。到公元前2900年时，他们把图形符号从早期的200O个左右减少到大约600个。这是一个巨大的改进，不过，楔形文字比起后来由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发展起来的字母文字，仍要累赘得多。书吏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书吏掌握了困难的书写艺术，因此，他们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
虽然文字的起源可以从生产剩余产品所造成的新环境中找到，但文字的影响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文字使人们能记录和积累各种真实的情况，世代相传，从而促进智力的发展。同样，文字又使人们能以书面形式记载宗教传统、社会风俗、口头上流传的神话和传说，使它们成为圣书、法典和古典著作而永久地保存下来，从而使各种独特的文化更其鲜明、更为巩固。文字成为使人类诸文明的文化结合成一体的主要手段。
苏美尔人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的各种具体需要，不仅发展了文字，而且还发展了数学和其他一些学科。他们在最早的数学文献中记述了对牲群的计算、对谷物的计量和对土地的测量。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发展了最早的计时、计量、测量距离和面积的各种方法。而且，早在公元前3000年时，他们就在仔细地观察和记录天体的运动，他们这样做有实用主义的目的。他们相信，诸神的意志决定天体的运动，弄清了天体运动，人类就能够洞察神的旨意，作出相应的行动。因而，在许多世纪中，美索不达米亚的占星术家积累了大量的天文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用于发展科学的天文学。
苏美尔人和其后继者的宗教信仰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受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河水泛滥的影响。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河水泛滥的周期性，而是泛滥的时间和洪水量的不可预见性。北部地区的大雨加上札格罗斯山脉和托罗斯山脉上的积雪，常引起特大洪水，不只充满灌溉沟渠，而且毁坏了农田。在苏美尔人的眼里，他们的洪水之神尼诺塔不是一位慈善的神，而是一位恶毒的神。苏美尔人的文学作品中，常可见到这样的词句：
猖獗的洪水呀，没人能和它对抗，
它使苍天动摇，使大地颤抖。……
庄稼成熟了，猖獗的洪水来将它淹没。
对每年洪水泛滥的恐惧，加之永远存在的外族入侵的威胁，使苏美尔人深深地感到，仿佛自己正无依无靠地面对着许多无法控制的力量。有一首苏美尔人的诗写道，“只有人，他的寿命不会很长，无论他做什么，只是一场虚无。”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人生观带有恐惧和悲观的色彩，这反映了自然环境的不安全。他们以为，人生来只是为神服务，神的意志和行为是无法预言的。因而，他们用种种方法来预测变幻莫测的未来。一个方法是解释形形色色的预兆，尤其是各种梦。另一方法是剖肝占卜术，就是通过检查被屠宰的动物的肝脏来预测吉凶祸福。还有一方法是占星术，如前所述，是以观察星辰运行来预言人的命运，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星辰运行对人的命运是有影响的。最后，每个人都尊奉一位属于他个人的神，把它当作自己的良师。他们以为，一个人的愿望和需要可以经它传达给相隔遥远、不便直接通话的诸位大神。
美索不达米亚人也试图通过编制完备的法典来减轻笼罩人们的不安全感。汉穆拉比法典是其中最杰出的一部，后来成为闪米特人其他各族如亚述人、加勒底人和希伯来人制定法律的基础。法典的开头是汉穆拉比的一篇引言，他在引言中说，古时诸神早已预定，巴比伦应是世界上的至高无上者，巴比伦应担负起“让正义之光照耀整个大地，消灭一切罪人和恶人，使强者不能压迫弱者”的使命。引言下面是法典本文，本文共300条左右，旨在明确地、永久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因而，这部法典不仅阐明了古巴比伦的法律制度，也照亮了当时的社会。以下是法典的几个主要特点：
1．施行同态复仇法，即奉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如果一个人伤了贵族的眼睛，还伤其眼。如果一个人折了贵族的手足，还折其手足。”（法典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
2．阶级歧视；对下层社会的赔偿低于上层社会：“如果贵族阶层的人打了贵族出身的人，须罚银一明那。如果任何人的奴隶打了自由民出身的人，处割耳之刑。”（法典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五条）
3．施行严格的、保护商业界财产的规定：“如果一个人盗窃了寺庙或商行的货物，处死刑；接受赃物者也处死刑。”（法典第六条）
4．颁布许多“福利国家”的规定，包括：确定基本商品每年的价格，限制利息率在20%，周密地调整家庭关系，保证度量衡的信誉，城市负责对本侦破的抢劫案或凶杀案的受害者作出赔偿。“如果没有抓获拦路的强盗，遭抢劫者须以发誓的方式说明自己的损失，然后由发生抢劫案的地方或地区的市长或地方长官偿还损失。”“如果是一条性命[已失去」，市长或地方长官须付银子一明那给死者亲属。”（法典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5．具有现代人之前各民族的共同特点――对过去、现在和将来持静止的观点。法典是作为神的命令，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能受到公正的对待而颁布的。法典生动、尖刻地诅咒了以后任何敢于篡改法典的统治者：“怨声载道的统治，寿命不会长，将出现连年饥荒、一片黑暗、突然死亡，……他的城市将毁灭，人民将离散，王国将更换，他的名字永远被人遗忘……他的幽魂‘在地狱里’喝不到水。”（法典，结语）三、文明的传播
先是自治的农业村社，接着是祭司集团控制的小国，最后是由王朝统治的、具备一切文明特征的帝国――这就是以上所述的长达数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
文明先在美索不达米亚生根，以后又在欧亚大陆和美洲的其他几个地区生根，那之后，便向四面八方传播。正象农业革命以部落社会取代狩猎社会那样，现在部落社会又为文明所取代。在部落文化到达欧亚的边缘地区时，欧亚中心地区的部落文化正在被文明所取代。随着文明从大河流域的发源地向外传播，并跨越邻近的野蛮地区，这一取代过程不可抗拒地继续着；到公元时，文明实际上已毫无间断地从英吉利海峡扩展到中国海（见图6“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公元前3500―1500年”）。
如果同意美索不达米亚出现文明的日期是约公元前：350O年前后，那么，其他各地区出现文明的大致日期则应分别为：埃及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2500年，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500年。
一般认为，美洲文明有如美洲农业，没有受到欧亚大陆的任何影响，是独自发展起来的。中国文明在其早期阶段究竟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在中东文明的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一问题目前尚不能回答。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则是在向外传播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与其说是由于采纳了某些特定的技术和制度，毋宁说，是由于接受了某些基本思想或原则。有关文字的概念虽说取自苏美尔，但各自独特的文字系统却是在埃及和印度逐渐形成的。国家组织、巨大建筑物，等等的发展情况也同样如此。
如此发展的最终结果，形成了具有共同的一般格局的各大文明，不过，它们各自仍显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或类型。这些不同的类型是在长达数千年的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定形的，所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一直持续到今天。二、美索不达米亚发源地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山峦重叠。在那里，人们学会了驯化动植物，从而完成了农业革命。在那里，人们现在又开始第二次伟大的冒险，他们从山区迁移到大河流域，逐步发展起新的、生产率更高的灌溉农业和新的社会制度。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的社会制度相互作用，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文明的出现。
从高地迁移到低地，使新石器时代的农人们遇上了一系列新问题，如：降雨量不足，烈日蒸晒，河水定期泛滥。没有建筑用的石块，等等。但是低地的长处超过了它的短处：那里生长的枣椰树，不仅提供了充裕的食物，而且还提供了大量木材，不过这些木材的质地不太好；那里的芦苇荡里，有各种野禽小兽，还有鱼类，提供了宝贵的食物蛋白质和脂肪；而尤为可贵的是，那里的土壤是极其肥沃的冲积土。这一新环境中蕴藏了很大的潜力，这种潜力就是一种挑战。最早的农人们以适应环境的非凡本领成功地响应了这一挑战。公元前四千纪时，他们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技术进步。
在山峦重叠的高地种植农作物时，降雨量还勉强够，但到了地势很低的流域地区，降雨量则非常不足。要耕种这片肥沃的冲积上，就必须实行农业灌溉，所以最早的农人们开掘沟渠，把大河里的水引到田里。结果，农作物的产量较他们早先在多石的山坡上夺得的产量要高得惊人。公元前2500年的文献记载说，一块大麦田的平均产量是播种量的86倍！食物比过去充裕多了，品种也比过去多多样，而且，由于实行农业灌溉，食物的来源也比过去更有保障。食物的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又使更多的灌溉沟渠，更多的新农田，更多的食物成为可能。
在灌溉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新兴的冶金术也被逐渐掌握。冶金术对燧石罕见的流域地区的移民们来说，用处特别大。最初，他们把天然金属看作是极其坚韧、可锻的石头，用反复锤打和磨制的方法对其进行冷加工。直到他们学会用熔炼的方法从矿石中提炼金属时，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冶金术。最早提炼的金属大概是铜。后来人们发现，铜经过热处理能成为液体，并能表现为各种容器或模型的形状；而冷却后，铜又变硬。而且其边刃的锋利比得上石头。到公元前3000年时，中东和印度的居民已普遍知道，在铜里面加少量其他金属，可以冶炼出更为经久耐用的合金。最后，他们发现，在冶铜时接进一些锡，效果最理想，由此产生的青铜明显地胜过石头。用青铜制造武器特别受欢迎，因为石头易碎，打仗时不可靠。但是，铜和锡这两种金属不多见，所以青铜在当时是很昂贵的，未能普遍采用，如用来制造工具等。
犁的发明在当时同样很重要。最初的犁结构很简单，用一棵小树制成。树上只留一根树枝，在村干的三分之二处，向外突出；树枝上的枝杈全部砍去，头削很尖尖的。村干的上端系在两头牛的身上，下端由把犁人扶着；当牛拉树干时，突出的树枝便入地翻土。这一原始的发明物用来耕犁中东半干旱的沙土时，效率还挺高的。到公元前3000年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已普遍使用，并传入印度；到公元前14O0年时，还传入遥远的中国。牛拉犁的意义就在于，人类首次能利用自身体力以外的力量作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说，犁是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和核分裂反应堆的先驱。
公元前3000年时，风也得到了利用，成为人类在某种情况下――如抽水时――可以借用的一种力量。当时已有了制作粗陋的横帆，最先使用的地点大概是波斯湾和尼罗河上。风的利用。横帆的出现，表明人类第一次成功地利用人造的力量作动力。早期的帆船很粗糙，但对繁重的交通运输来说，不失为一种比驮驴和牛车远为经济有效的工具。所以，古代文明时期的贸易大多取道水路。
车轮的重大发明也是在这富有创造性的一千年间取得的。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轮子只是一些圆形的板，和轴牢牢地钉在一起。到公元前3000年时，已将轴装到手推车上，轮子不直接和车身相连。以后不久，又出现了装有轮辐的车轮。这种原始的手推车虽然笨拙得很，但比从前一直使用的人的肩膀和驮兽（通常是驴子）要好得多。车轮还很早就用于制造战车。这种战车先是用来冲入敌阵，迫使敌人溃散；后来又当作战台使用，战车兵可以站在战车上朝敌人掷标枪，杀死敌人。轮子这一发明物也为和平时期服务，陶轮就是用轮子做的。最简单的陶轮只需一对盘形的车轮，轮盘之间装一根轴，轴直立竖放；陶工一面用脚旋转下面的轮盘，一面用手将柔软的粘土置于上面的轮盘中，塑捏成形。这一装置使陶工能成批地生产人类最早的工艺品――陶器。
这些影响深远的技术进步与相应的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相伴而行。人口的增长使某些村落得以发展为由新的宗教显贵及后来的军事首领和行政首脑统治的城市。城市的出现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农业生产率增长使食物有了剩余，能够供养新产生的祭司阶级、士兵和官吏。这一发展过程不是突然的或单方面的。近来有不少人展开争论：究竟是技术变革决定制度变革，还是制度变革决定技术变革？这使人联想起关于人类进化的一个早期阶段的争论：是否先有了人的大脑，然后才创造出人类文化，包括语言和工具制造？现在大家已一致同意，前者与后者相互作用，语言和工具制造是大脑发展的原因，也是大脑发展的结果。看来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也是如此，先是相互作用，最后促使城市革命和文明到来。新石器时代的耕种者向居统治地位的显贵们提供剩余物品，从而由部落成员转为农民，并不是由于他们从某个时候起同意这样做，或被迫这样做；相反，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原因和结果相互作用、密切关联。
后起的阶级分化是文明的特征。阶级分化的起源可以从朴素的村社圣祠那里找到；圣词是当时的社会宗教生活的中心，不过那时还没有专职的祭司。当村庄发展为城市时，圣祠也发展为寺院。寺院有祭司和仆从他们是最早不必直接从事生活资料的生产的人。如果把祭司看作是从前部落巫师的后继者，那么不难理解，他们应是最早的显贵。由于墨守农业的种种仪式（如求雨的仪式）对新石器时代的农人来说，是至为重要的，所以巫师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而现在新出现的祭司，不仅要对传统的各种超自然的现象负责，而且还要负起不断增加的管理社会的各种职责。这些职责对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技术的不断进步，剩余食物的不断增多，使新的祭司集团的出现成为可能；而新出现的祭司集团又对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文字就是祭司们出于记事的需要而作出的一大发明。从已知的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可以举出不少例子来证明，祭司们不仅主管各项宗教活动，而且还管理大量的经济活动。他们记载每年洪水泛滥时的情景，这些记载是计算每年洪水泛滥的时间所必需的。他们还承担极为重要的管理水利灌溉的职责，如：分配水量，负责水坝和沟渠的建造及维修，等等；要让不断发展的灌溉设施充分发挥作用，这些管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们还大大促进了各种技艺的发展，因为手工业品的产量不是取决于世俗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寺院的需要。
这时，社会的成分已日益多样――宗教的显贵们对此曾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开始破坏宗教显贵们的地位。城市发展得愈大，愈复杂，纯粹的宗教法令愈不具约束力。此时，战争的规模也愈来愈大，而且次数愈益频繁；虽然寺院拥有大量财富，屡遭劫掠，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促成社会混乱的作用，但主要可能还是由于人口增长超过了农业资源。大规模的、频繁的战争的结果，使祭司们的权力转到了世俗新贵们的手上。
早先，当一个公社偶遇外来进攻的威胁时，这个公社的成年男子便举行大会，选举一人担任这一非常时期内的战争领导人。但是，随着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战争领导人的任期便越来越长，直至成为永久的军事首领，最后当上国王。于是，宫廷开始与寺院相竞争，直到双方逐步结成一个伙伴关系。通常，祭司们仍保留他们占有的大量土地，继续履行他们的宗教职责，而宫廷的官吏们则忙于在城市四周建筑城墙，招募大批的军队，以对抗邻近的城市；后来，这些军队又用于建立帝国。
世俗的国家和帝国兴起后，非农业商品的产量大大增加。陶器的成批生产，诸如圆柱形印章和金属器具等物品的普遍使用，以及在某些较坚固的住房内发现的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物品――这一切都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中产阶级的新市场。人数渐增的宫廷成员们要享用大量的奢侈品；不断发展的军事化需要各种武器，而且规模空前，不仅需要大量的金属武器和盔甲，而且还需要象战车一类更为完善的军事装备。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生产已大大不同于从前规模较为有限的生产，因为从前的各种手工业只要能满足寺院的需要就行了。不过，这里应该指出，这一变化几乎只是表现在生产的量上面，而非技术方面。如果要说这是一种新的变化，那仅是就大量生产这一点而言；在生产方式和技术革新方面，并无新的进展。
大量生产与外交事务有重大关系。地势很低的流域地区几乎不出产各种矿物和优质木材，大部分手工业的原料要靠从外面运来。例如：铜来自波斯湾南面的阿曼，银和铅来自小亚细亚的托鲁斯山脉冲材来自伊朗的和格罗斯山脉和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为了偿还这些进口原料，各种手工业就必须扩大生产，提供各种出口产品作为交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征服这些原料的产地。从公元前三千纪中叶的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一办法没有被忽视。史诗《好战的国王》描述了萨尔贡为了援助在小亚细亚经商时受当地统治者虐待的阿卡德商人，如何率领他的军队越过无名山关，侵入小亚细亚的中心地带。最后，萨尔贡的帝国“从下游地区扩张到上游地区”，即从波斯湾扩张到地中海，从而控制了各种金属、石头和木材的产地。史诗《好战的国王》问世后不久，又有另一则史料叙述道，萨尔贡在努力促进商业方面“没有睡大觉”，“停靠船舶的码头上一片生气勃勃的繁忙景象；四方的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大大小小的轮船畅通无阻地将各种货物运到苏美尔”。
建设军队和建筑宫殿的支出，对早期的城市国家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以致使传统的议会的地位受到破坏。为了应付不断上升的人力物力的支出，苛捐杂税愈益繁重，对此，传统的议会只敢畏畏缩缩地表示反对，结果，日益被永久的、世袭的王权所排挤，最后被取代。
阶级分化随政治权力的集中而日益加剧。从墓葬品的差别越来越大，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早期墓葬品的差别是极微小的，但时间愈往后移，差别愈明显。绝大多数坟墓里只有几件陶器，有的甚至什么也没有，反映了平民的贫穷；富人的坟墓里则摆着铜器和贵金属制的珠子，显示了“惊人的挥霍浪费”而国王的陵墓较之前者则更是差别悬殊，里面不仅有大量奢侈品，如各种精美的武器和贵重的装饰品，而且还有大批用来陪伴国王、证明国王的权力和富有的殉葬人，包括士兵、国王的妻妾、乐师、马车夫和一般的仆人。一、文明的性质
文明一词的含义确切地说，究竟是指什么呢？人类学者指出了将文明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别开来的文明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城市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例如：南美安第斯山脉的文明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埃及文明和玛雅人文明则没有通常所说的城市。但是，这一组特征在确定世界各地各时期的文明的性质时，可用作一般的指南。
最终形成的不是同一种文明，而是“类型”极其多样的文明。正如前一章所提到的，较早的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是与各特定的环境相适应的；因此，随着各环境中耕种和畜牧所居的地位的不同，随着各环境中栽培的植物和畜养的动物的种类的不同，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也彼此显著地不同。现在，文明的情况也是如此，各种文明由于各自发展时与世隔绝的程度不等而相应地不同。美洲的玛雅人文明、阿兹特克人文明和印加人文明是独自发展起来的，因而，可以很清楚地将它们与欧亚大陆上较早形成的那些文明区别开来。欧亚大陆上的文明也是多种多样的，它们的独特性取决于各自的所在地与中东最早的文明中心地相隔之远近。中国与中东之间相隔一片辽阔的、荒漠的地区，并有大山作屏障，因此，从古代最早时候起直至今天，中国文明一直与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彼此相异。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首先要走向文明，尤其是考虑到实行平等主义的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有许多方面是很吸引人的。现代马达加斯加岛的塔纳拉人的经历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塔纳拉人只是最近才过渡到文明阶段，所以人类学者拉尔夫・林顿能把他们的经历全都记载下来。塔纳拉人在过渡到文明之前，是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种植早稻。第一年他们可以得到丰收，但从第二年起产量逐渐下降。因此，每当田地的肥力耗尽时，他们就得迁移，重建村庄。经常的迁移使他们不可能实行土地私有制，土地的所有权归村社掌握。村里的长者尽可能公平地把土地分配给每个同堂家庭。每个同堂家庭都由若干家庭组成，这些家庭一起劳动，然后按需分配产品。这是个典型的实行平等主义的部落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地位方面。都没有任何重大差别。
当有些家庭仿效东面的邻居改种水稻时，这一切全都改变了。天然水田的面积很有限，无须投入整个同堂家庭的劳动力，因而这种新型的农业就由某些家庭单独经营。他们一年到头在水稻田里劳动，不再把田归还村庄，重新分配。由于适合种水稻的田地很少，从前无阶级的塔纳拉社会现在分裂了：少数人成为土地所有者阶级，而绝大多数人则没有希望得到这种更能生产粮食的土地。
当种植旱稻的农夫被迫定期地向新的地方迁移，而种植水稻的农夫仍留在原来的小块土地上时，这一阶级分裂更为明显了。战争也由于这种新型的经济而受到影响，那些长期定居的村民现在不惜花费时间，努力建造结构复杂的城堡，来阻挡传统的抢劫集团的侵扰；并致力于俘虏那些流民，把他们变成奴隶，因为奴隶正显示出一种新的重要性。早先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经营农业时，奴隶派不上什么用处，但是现在，可以把奴隶派到田里，让他们一年到头地劳动。早先的民主也由新发展起来的社会取代了；在这新社会的顶端是专制国王，国王的下面是贵族，他们拥有国王分给他们的土地，然后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社会的最底层是奴隶，由战俘和他们的后代组成。最后，随着财产成为提高自我的唯一手段，逐渐形成一系列新的社会准则。人类学者拉尔夫・林顿最后写道，“从塔纳拉村落到塔纳拉王国，中间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在经常迁移、自给自足的塔纳拉村落，没有阶级，只有牢固的同堂家庭；而到了中央集权，臣民定居的塔纳拉王国，社会由于经济差别而分裂为阶级，门第有如礼仪，被看作是极为重要的…当一步一步地追溯塔纳拉人的整个转变的来龙去脉时，我们可以发现，转变的每一步都是由种植水稻引起的。”
塔纳拉人的转变过程，只是公元前四千纪时瓦解中东的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最终导致城市革命和文明出现的那个转变过程的一个小小的缩影。第三章 人类――食物生产者
现在，倘若我们要对最早出现的有效的食物生产所带来的种种结果形成完整的概念（或者加以夸大），那么，也许会感到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人类的整个生活范围，从生物学方面（包括食物、人口统计、疾病，等等）到文化方面（社会组织、政治、宗教、美学，等等人已呈现完全新的面貌。罗伯特・杰・布雷德伍德
旧石器时代的人之所以能成为人，是由于他们学会了说话、制作工具和使用火。这些本领使他们远远地胜过周围的其他动物；不过就下述这一基本方面而言，他们与其他动物仍是十分相近的。他们仍象猎食其他动物的野兽那样，靠捕捉小动物为生；仍象完全倚靠大自然施舍的无数生物那样，靠采集食物谋生。由于他们依赖大自然，所以就没大自然所支配。为了追猎动物、寻找野果地或渔猎场地，他们不得不经常过着流动的生活；由于一块地方所能供给的食物有限，他们只好分成小群行动。据估计，即使在那些冬季气候也很温暖、物产丰饶的地区，每平方英里也只能养活一至两名食物采集者；如果在气候寒冷的地方，在热带丛林区或沙漠地带，那么每养活一名食物采集者则需有20至30平方英里的地盘。
一、农业的起源
正如前章所述，人类对大自然的依附性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印记。但是，当人类作出划时代的新发现――不仅靠采集食物，而且通过栽培植物也可养活自己时，这一依附性大大减弱了。于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人类面前，使人类的眼界大为开阔；从此，人类告别了旧石器时代，跨入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人有两个方面与他们的前辈――旧石器时代的人不同。新石器时代的人不再是用打制法，而是用磨制法制作石头工具；他们的食物来源大半甚至全部是靠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而不是靠狩猎或采集。这两方面的变化，以后者更为重要得多。倒不是故意贬低新石器的重要性，新石器较旧石器要更锋利、更经久耐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重大发明如犁和轮子正是由于经过用磨过的石头制成的各种切削器的加工，使用起来才极为便利。但是，把打制成的石斧磨得斧身平滑光亮、斧刃锋利的技艺，与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变为食物生产者这一转变相比，不能不退居到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
这一转变不是源于突如其来的灵感，不是由于某些史前时期的阿基米得明白了农业是怎么回事，高喊“我找到了”，于是这一转变就到来了。确实，早在农业革命之前，人们已普遍知道促使植物生长的方法，就象在哥伦布航海之前人们已知道地球是圆的一样。现已查实，现代的原姐人对农业毫无所知，可对当地植物的特性和生长情况却非常熟悉。他们知道：种子萌芽，长出植物，有了水分和阳光，植物才会茂盛；植物在某种土壤可生长得很好，而在另一种土壤却不行。这一类知识的获得，对现代原始人来说，是必不可免、很自然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生存取决于对周围动植物的实际了解。我们没有理由可怀疑，但有大量证据可相信，史前时期的人类是在与现代原始人相仿的环境下获得有关动植物的知识的。
如果有关植物生长的基本原理早在农业革命之前的数千年前就已为人类所知道，那么，为什么还要推迟如此之久才付诸实践呢？一个原因是，缺乏这样做的动力。与我们通常设想的相反，靠捕捉小动物为生的原始人在正常情况下过的并不是受饥挨饿的生活。他们从来不使自己的人口增长超出食物来源所许可的范围。相反，倒是采取堕胎、停止哺乳和杀死新生婴儿等办法来降低自己的人口数，以度过一年中食物来源不足的月份。因而，狩猎社会能在供求平衡的状态下舒舒服服地过上数千年而未生长出一种要求根本变革的推动力。在正常情况下，原始人不仅有充足的食物，而且还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只要狩猎到足够的动物，采集到足够的植物果实，他们就丕再有任何进一步工作的动机。有位权威人士说，“大量的资料表明，狩猎、采集者不仅有充足的食物，还享有大量的空闲时间，而且事实上，比现代产业工人、农业工人、甚至考古学教授所享有的还要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问题自然不再是人类为什么要长期地过渔猎、采集生活，而是为什么不再过这种生活。
人类所以推迟很久才转向农业的另一原因是，可以栽培的植物和可以驯养的动物为数较少。有史以来，人类所能驯化的正好具有某些必不可少的特性的植物只有几百种，动物只有几十种。因为适于栽培的植物须具有高产的可能性，最好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如果不具备这些特性，即使加以栽培也见不到什么成效。美国今日仍处于史前时期的印第安人能栽培苋属植物、生长在沼泽地带的接骨木、羊腿藜和向日葵，但是这些植物的产量非常低，对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起不了重大影响。同样，适于驯养的动物必须能失去一见人就逃之夭夭的天性，能在人类的饲养下繁殖，乐意吃人类提供的食物。欧、亚、非三洲的各个民族非常幸运，他们找到了能提供肉类、牛奶、羊毛，并可作驮畜的各种动物。而美洲印第安人则没有获得类似的动物，所以，他们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他们只好与无峰驼、羊驼和驼马这类产于安第斯山脉、属于偶蹄目骆驼科的半驯化动物打交道。
由上所述。可见如果不发生某种变化来破坏使狩猎社会得以安逸舒适地存在下去的平衡，农业的发生是不可设想的；而且，即使当这种变化到来时，农业也只能发生在那些能找到适于栽培的植物的地区。实际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如前章所述，更新世末期是气候剧烈变动的时期，气候的剧烈变动破坏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由来已久的平衡。于是，人类适应这一情况。利用所掌握的有关植物生长的知识，来生产食物。
人类在全球各地区广泛地试验驯化各种动植物，曾有着悠久的历史。而这时，已能在少数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提高所驯化的动植物的产量，大大地增加它们在食物来源中所占的比例，使原始公社的生活主要以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为中心。这就是与纯粹的驯化截然不同的农业革命一词的涵义。正是从这几个农业革命的中心地区，食物生产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逐渐传布到全球大部分地区。二、农业的传播
我们已确凿地知道，中东和中美洲是农业革命的独立中心；新近的研究表明，中国北部也是这样的一个中心。虽无确切的证据，但我们推测，在东南亚、西非和安第斯山脉，也许还有一些别的这样的农业中心。就中东和中美洲来说，这两个地区都具有某些独特的特点，这些特点似乎可以说明它们在农业革命方面所起的先锋作用。这就是它们都拥有大量的、品种多样的植物和动物。
现代的小麦、燕麦、裸麦以及现代的山羊、绵羊、牛、猪均起源于中东。同样，中美洲的两个小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其面积虽然仅为美国的1%，可盛产的植物品种却不亚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所产的品种。中美洲品种极其多样的原因在于，在一个极小的区域里，其海拔高度、气温和降雨量的分布却殊为不同，极其多样，从而造成了各式各样的植物生长环境。因此在中美洲，能成功地栽培植物，品种达几十种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玉米、苋、蚕豆和南瓜之类。
各种植物从各自原有的产地到适应各式各样的环境，进而在某个地区形成植物品种多样的农业，是经过了许多世纪的。这样形成的先进农业具有生产率水平高、使“人类生存有保障”的巨大优点。在这种地区，若一种作物因气候原因而不能生存，其他对天时地理要求不同的作物则可以生长，从而使密集的人口有可靠的食物来源，使人类文明成为可能。
有一点应该强调：从最早的植物栽培过渡到农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称之为“原始农业”阶段。在中东，这一阶段从约公元前9500年起，至公元前7500年止。在美洲大陆，这一阶段似乎更长。墨西哥的特瓦坎山谷是美洲大陆最早的植物栽培中心之一，那里的原始农业从公元前70O0年前后开始。据估计，200O年后，当地印第安人从以玉米为主的植物栽培中得到的食物，仅占他们食物来源的10％；到公元前3000年时，也只占食物来源的三分之―。直到公元前1500年前后，由于玉米和其他植物杂交，使产量大大提高，才成为当地人食物来源的主要部分，从而完成了从原始农亚到农业单命的过渡。
新的生活方式从这两个已初具规模的农业发源地――也许还有其比发源地，只是现在还不能确定――逐渐传播到全球各地。原始农业有两个特点促进了这一传播过程。一个特点是，在原始农业阶段，植物的栽培时断时续，常要转换地方。一块土地经开垦、种植若干年之后，就得放弃，让它在八年、十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自然生长状态，以恢复土壤的肥力。农业的这种粗放性，使被放弃即养生的土地与正在种植的土地在任何时候总是处于5～10：1的关系。这一点再加上人口不断增长，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必要性，须经常进入新的区域，以扩大耕地面积。所以，人口过剩是一个密切相关的扩张因素。植物品种多样的农业扩大了食物来源，使食物来源更加可靠，于是，人口也相应地增多。当人口增长超过农业生产率水平所能支待的人口限度时，一个很自然的解决办法就是移居其他地方。因而，有了一个连续的发展，即“脱离”原来的农业居留地，进入食物采集者居住的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农业就是以这种方式从发源地向四面八方传布。
这里并不意味着农业已最终推广到全球各地。哪些地方的农业出现得早些，哪些地方的农业出现得晚些，哪些地方根本没有农业，这完全由极其多样的当地环境所决定。在亚非沙漠带和北极地区，由于显而早见的原因，农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非洲、南北美洲的部分地区及整个澳大利亚，由于与世隔绝造成的愚昧闭塞和不利的自然环境，农业也是很缺乏的。在中欧和西欧等其他地区，由于那时还没进入铁器时代，没有造价低廉且有效的工具，茂密的森林成了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农业的出现也推迟到很久之后。当石斧为铁斧取而代之时，植物栽培的疆域大大扩展了，不仅从地中海沿海地区扩展到欧洲内地，而且从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从非洲的大草原扩展到热带雨林地区。最后，某些地区的农业之所以推迟很久的另一原因是，那里的动植物极其丰富，向人类提供的食物比原始农业所能提供的还要多。例如：在美国西南部，只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有选择地培育中美洲盛产的玉米、蚕豆和瓜类，才有可能使它们的产量抵得上那里所有的大量的橡树果和小动物。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虽然居住在早期农业中心的附近，却依然长期过着食物采集者的生活。
农业在诸地区间传播的详细情况，现还了解得很不够。只有从中东传播到欧洲的情况知道得最清楚。这一传播是沿着好几条路线进行的。一条路线朝北，经过土耳其到乌克兰平原，并从那里穿过东欧到波罗的海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另一条路线向西，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巴尔干半岛，再沿着多瑙河流域进入中欧，最后达大西洋。第三条路线也向西，越过爱琴海诸岛到希腊，再从希腊到意大利、法国南部、西班牙，并沿着大西洋海岸达不列颠岛。此外。由中东向东，越过伊朗高原到印度河流域；由中东朝东北，沿着里海海岸进入中亚平原；这两条传播路线也是为大家所一致公认的。
除了这几条路线外，由于考古发掘所提供的证据不足，其他方面的情形只能凭推测了。中国的小麦和大麦是约公元前1300年前后从中东引进的。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早在那时以前，中国当地生长的植物已被驯化，并已有了3000年的栽培史。要证明中国是最早的、独立的农业发源地之一，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中国北部的黄土平原土质半干燥，上面稀稀疏疏地覆盖着一层草，即使只有古代挖掘用的木棍，也能够进行植物栽培。所以，中国的土生植物如黍、高梁、稻、大豆、大麻和桑树等早在公元前5000年时已作为旱地作物得到种植。这也就说明了最后出现的小麦和大麦为什么在中国也被当作旱地作物进行栽培，而不象在它们的发源地中东，种植在水田里。
非洲农业产生的情况至今仍不十分清楚。有些人坚持认为，非洲的农业是公元前5000前后在西非尼日尔河上游附近独自发展起来的。还有一些人同意这一看法，只是认为日期应大大向后推，约在公元前15O0年前后。不过，多数人认为，非洲的农业是约公元前40O0年时从中东传入尼罗河流域，约公元前3000年时传播到苏丹的黑人那里，然后再传播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草原。向大草原的传播在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将黑人朝南面和西面驱赶时，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许多世纪里，农业一直局限在辽阔的大草原，而不能向南穿过热带雨林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通常种植在大草原的粟和高粱在雨林地区不能很好地生长。公元初，这些障碍因两个重大发展而得到克服，这就是在非洲大陆上出现了铁器与芭蕉属植物和亚洲薯蓣属植物。前者是从它的发源地中东传入非洲的；而后者则显然是从东南亚传入的。这两种植物在雨林地区也能茂盛地生长，所以，它们和铁器的传入成为农业迅速传播到非洲大陆南部的原因。
农业在美洲大陆的发展情况由于美国考古学家新近的调查结果而比较清楚。约公元前7000年时，在墨西哥中部高原半沙漠的凹地里，开始了对玉米的栽培。在其后的数千年间，通过杂交得到了玉米的两个新品种；一个品种适应于半干旱的墨西哥高原，另一品种适应于潮湿的热带沿海地带。与此同时，其他植物如两种不同品种的南瓜、葫芦、宽叶菜豆、红番椒、苋和鳄梨等也都得到栽培。农业就是从中美洲这一中心发源地向南面和北面传播的。玉米传到美洲西南部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000年，不过，在公元750年之前，玉米的传入并没产生很大影响，因为那时的玉米还处于原始状态，食物采集具有更好的经济效果。同样，北美洲东部的印第安人直到约公元800年时，由于培植成功了玉米、蚕豆和南瓜的若干新品种，并在这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植，才使农业成为自己的主要生活来源。起始于中美洲的农业向南传播、到达秘鲁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750年。不过秘鲁还产有不是来自中美洲的玉米和豆类的变种，这些变种是从很古的时候传下来的；这表明安第斯山脉的居民很可能同墨西哥高原的居民一样，早就开始培植原始植物了。三、农业的种类
农业只有在能够适应各种环境的情况下，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这就促使人们去培植能适应各种环境的各种植物。起初，小麦和大麦是中东最普通的作物，但是；当农夫们朝北迁徙时，他们发现这两种作物的生长情况不及裸麦。裸麦原是播种小麦和大麦时无意间混入其中的一种杂草。因此，在中欧，开始用裸麦取代小麦和大麦。在农夫们进一步朝北迁徙时，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燕麦的生长情况比裸麦好，燕麦开始成为主要作物。
同样，农业朝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传播，导致对当地生长的黍和稻的栽培，而向地中海沿海一带的传播，导致对橄榄树的栽培，橄揽树成为提供食油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伊朗高原和印度西北部的农业实质上是一种中东类型的农业。不过，有一条自南而北、穿过印度中部的分界线，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气候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在这一过渡地带，相应地分布着各种不同的植物。这里正好属于季风世界，季雨量大，长期高温，丛林密布。中东的结籽植物需要充足的阳光，在这里不能茂盛地生长，所以为薯蓣、芋头、香蕉和稻所取代，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植物。最后，遍布南北美洲的主要产品是玉米；不过，在北美洲还有蚕豆和南瓜，在南美洲则有甜味的木薯和马铃薯，木薯和马铃薯均是“爱尔兰”品种。
一般地说，以上所述的农业传播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三大谷类植物区：东亚和东南亚的稻米区；美洲的玉米区；欧洲、中东、北非、中亚以及从中亚到印度河和黄河流域这一地带的小麦区。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的数千年间，这三大谷类植物区如同工业革命后的煤、铁、铜，对人类历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农业的传播不仅包括多种多样的农作物，而且还相应地包括各种栽培技术以及由此所致的各种生活方式。起始于中东的新石器14代的农业是一种畜牧（牛、绵羊、山羊和猪）与谷物栽培训。麦和大麦）相结合的混合型农业。随着动植物驯化技术的传播，适合于新环境的各种技术得到了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刀耕火种”的农业和牧民的游牧生活，前者适于森林地带，后者适于半干旱的大草原。
原先不光热带森林地带的农业用刀耕火种的办法进行，温带的农业也是如此。但现在，这一办法主要限于前者。目前仍有两亿人在面积大约14O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用这一经受过时间考验的技术进行耕种。这种农业的基本特点是：先在土地上种植一至两季农作物，之后，使土地休闲一个很长的时期，以恢复地力；然后再开垦土地，进行下一轮种植，种植之后再是休耕。一块土地上主要种一种农作物，如稻或玉米；但通常的做法是，在主要作物中还间种一些别的作物，如豆科植物、瓜类和薯类作物。因此，一块土地全年能生产一种或数种粮食。这是一种精耕细作的农业，故生产率也相应地高。在许多地方，耕种两至三英亩土地，生产的粮食足够大户人家吃一年。这种农业的主要缺点是需要大面积的可耕地，因为任何时候，公社必须有大量的土地处于休耕状态，其数量远远超出正在耕种的土地。这转过来就是说，这些地方的人口密度必须低，通常每平方英里的人口数不得超过十人，所以人们总是分散住在一个个农舍或小村庄里，小村庄的人口一般是100到50人。
牧人的游牧生活与森林地带的农业正相反，是同辽阔的大草原相适应的。今天，游牧生活不仅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草原地区居主要地位，而且还盛行于自撒哈拉沙漠到中国东北部的其他许多辽阔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这些地区没有足够的水来供给靠雨水浇注或人力灌溉的农业，所以那里的人们无法栽培植物，只好把驯养动物作为自己的主要生活来源。畜牧业的兴起比较晚等到马和骆驼得到驯养，解决了空旷原野中的交通运输问题时，才逐渐发展起来。公元前1500至1000年正是畜牧业兴起的阶段，在这―阶段，发展起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地区的牧人仅靠一种动物为生，如阿拉伯半岛主要是畜养骆驼，非洲西南部主要是畜养牛；还有一些地区的牧人则靠多种动物为生，如中亚地区畜养的动物有马、牛、骆驼、绵羊和山羊，因为这些动物都能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和牧场。不管取何种形式，过游牧生活得有大面积的牧场，所以今天，游牧团体的人数很少超过2O0人，常常是不到100人；因而人口密度大体上是每平方公里一至五人。
农业和畜牧业在传播过程中适应当地环境而发生的种种变化，对后来的历史有着深远的意义。无论刀耕火种的农业还是游牧性的畜牧业，就单位土地面积来讲，其生产率远远不如后来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永久性的灌溉型农业。伟大的文明之所以能产生，之所以能在全球居统治地位直至今日，是因为这些大河流域和其他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力和人力。这些富饶的文明中心区对欧亚中部大草原的较为贫穷的游牧部落来说，就象―块块磁石，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此，迄今为止，欧亚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欧亚大陆内地的游牧部落和周围的各大河流域文明区之间的关系史。在转入后面篇章论述这段历史之前，我们先考察一下农业革命对人类生活诸方面的种种影响。四、食物生产者的文化
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人类现在能够定居了。事实上，为了照料新驯化的动植物，也不能不这样做。于是，新石器时代约村庄取代旧石器时代的流浪团体而成为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实际上，它构成了18世纪末期之前一直居统治地位的一种生活形式的基础。这种生活形式即使到今天还存在于世界上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人们常常易把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生活浪漫化。显而易见，这样做将会误入歧途。为了生产食物和若干手工业品，每一个人，包括成年男子、妇女和儿童，都必须工作，而且必须努力地工作。由于人们对土壤、种子、肥料和农作物轮植诸方面知识的掌握是极其缓慢而费力的，所以生产率很低。尽管人们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可天公不作美，有时久雨成涝，有时滴雨不下，有时瘟疫横行，故饥荒是常客。定居生活使粪便和垃圾的处置成了棘手的问题，传染病常常一次又―次地袭击那些村庄。虽然狗爱吃粪，起到了清洁环境的作用，人出于传统的害羞心理，跑到离住处较远处解手，但是，这些并不足以防止因病菌由口而入所致的各种疾病。由于食物来源不足，通常的饮食很不全面，营养不良乃是最为常见的事。处于这些境况下，可以估计，那时人的寿命是非常短的；但是出生率高往往使各地村庄的人口有所增加，因而，食物供求之间的平衡总是通过饥荒、传染病或移民来得到恢复。
但是，新石器时代的村庄生活也并非一片阴影、充满了不幸和苦难。这是一个技术进步飞快的时代，速度远远超过了前二、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新石器时代的人比旧石器时代的人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这种通常的设想现在是很可怀疑的，不如说定居的生活方式使人们能拥有更为丰富的生活资料。过流浪生话的狩猎者．由于随身可携带的物品有限，其生活水平受到很大的限制；而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却可以尽情地享用坚固的住房、住房里的家俱、生活用具、工具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在这样的环境下，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学会了用生粘土制作陶器。最初，自然只是仿制农业时代以前的篮子、葫芦和其他容器，渐渐地他们掌握了陶器材料的特性和制作陶器的技术，能够制作和过去的容器完全不同的器皿。到新石器时代末期，近东的居民们开始建造窑或炉。窑和炉烧火时温度较高，因而能用于给陶器上釉。上过釉的表面可以密封陶器，防止液体渗漏或蒸发。这样，农人们有了不仅能用来贮存谷物，而且能用来烹调食物、存放油和啤酒等液体的各种器皿。
纺织品方面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也许已能把荒山野岭中的绵羊、山羊、狗或其他动物身上的毛捻纺成粗线，再把粗线织成带子、束发带甚至粗毛毯。实际上，他们还可能已能用粘土制作粗糙的容器模型。但是，只有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才能够象发展制陶技术那样发展纺织技术。新石器时代的人利用刚培育成功的亚麻、棉花和大麻等植物纤维，在逐渐得到发展的锭子和织机上进行纺织。新石器时代的人还学会了建造比较坚固、宽敞的住房。造房子用的材料因地而异。纽约州北部的易洛魁人住在能容纳拾多户人家的大房子里，被称为“长房子人”，这种房子是用树皮和木头建造的。在中东，住房的墙是用土坯做的；而在欧洲，最常用的建房材料是劈开的幼树，上面厚厚地涂盖一层粘土和牲畜的粪便；房顶可能一般是用茅草盖的。这些住房内部设有固定的床；床上可能还覆盖一层用布做的床罩。住房内还有现代式样的、里面至少有两层搁板的食具柜和各式各样的壁橱或存放东西的地方。房间的中央通常生一堆火，供照明和取暖用。房子没有烟囱，只是在屋顶上开个洞或在屋檐下留条缝，让烟排出。
定居生活也使部落政治组织取代诸游猎民族的单独的群体成为可能。部落由一个地区若干村庄的居民组成了每个部落都有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把它们相互区别开来。有些部落，一般是那些处于原始经济状态的部落，发展很不充分，完全没有定形，几乎还处于游猎群体的水平。还有些部落则已有强有力的首领，原始贵族及平民。不过他们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那时还根本没有后来的文明所特有的阶级排外主义。
通常，构成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的社会基本单位是由若干对夫妻和他们的孩于组成的大家庭。这种大家庭较适宜处理在勉强维持生活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所以比独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更为常见。这种大家庭还收养外来的流浪者；当遇上“大忙”，需要众多的人手来开伐森林、收割农作物或放牧家畜时，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种大家庭还能有效地利用大面积的土地，常常留一部分成员在家料理家务和照管附近的田地，派其他成员长期在外管理远处的菜圃果园或放牧牲畜。
经济平等和社位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的明显特征。每个家庭都拥有生产生活用品所必需的技能和工具；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每个家庭都有权利使用维持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基本自然资源。这一点有着充分的保证，因为所有的农田、牧场和其他自然资源皆为村社所有，而村社则是由各家庭自动组成的。所以，在部落社会，既没有土地拥有者，也没有无地的耕种者。美国有位人类学者说，“在印第安人的村庄里，不可能村子的一头是饥饿与贫困……而村子的其他地方却生活富裕。”……
正是由于这种平等主义，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社会，还是今天的部落社会，其生产力都有着内在的妨碍因素。产品的产量只要适应每个家庭有限的传统的需要就可以了，没有要求生产剩余产品的动力。也就是说，劳动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其内容多样，时间却相当有限。一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五天的情况显然是不存在的。一个典型的部落成员，每年的工作时间比现代人要少，而且工作对他来说是件很愉快的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以社会一员的资格，以丈夫、父亲、兄弟或村社成员的身份进行劳动或从事生产活动。工作对他来说，不是为了谋生而必须忍受的一种不幸；相反，是亲属关系和村社关系的伴随物。一个人帮助他的兄弟干农活，不是为了对方也许会给他一篮甘薯，而是出于亲属关系。
土地耕种者的新生活也意味着新的神――新的宗教信仰开始出现。过去狩猎者所崇拜的神灵和巫术这时已不合时宜。农夫们开始需要并设想了种种能保护他们的田地、牲畜和家庭的新的神灵。他们通常已模模糊糊地想象出在所有这些神灵的背后有一位造物主。但是，最重要的是，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了对土地女神即丰产女神――大地之母的崇拜。他们以为，农作物丰收、家畜兴旺、妇女们多生儿女，皆归功于丰产女神；生命与健康，每年的生死循环，最终也取决于她。因此，对丰产女神的崇拜日益盛行。现今发现的许多故意夸大女性特点――乳房悬垂、大腿粗壮――的粘土雕像便可证实这一点。这一类雕像不仅整个欧洲地区有。就是往东远到印度这样的地区，也时有发现；充分反映了发源地中东的农业的传播。
当然，为了解释各民族赖以为生的主要农作物的起源，这时还出现了神话。下面这个在美国缅因州瓦巴纳基人中间流传的“玉米的传说”就是一个例子：
很久以前，当世上刚有印第安人的时候，有一个印第安人独自生活着，和其他人离得很远很远。他不知道火，靠吃野果、树皮和块根过活。因为没有伙伴，这个印第安人感到极为孤单寂寞。对挖掘块根果实，他越来越厌倦，食欲也日益减退。他一连好几天躺在阳光下做梦。当他做梦醒来时，发现附近站着个什么东西。最初，他非常惊骇。可是，一听见它说话的声音，他内心高兴极了：原来是一位美丽的女子；头发柔软细长，和印第安人完全不同。他请她走到他跟前来，可她不愿意；而他要试图走近她时，她似乎又远去了。他对她唱起了自己孤苦寂寞的歌，恳求她不要离去。终于，她告诉他，如果他愿意按她的吩附去做，他就可以永远和她在一起。他满口答应了。她把他带到一个放着一些干草的地方，要他找两根枯枝来，放在一起飞快地摩擦，然后把枯枝放进干草里。很快，干草里冒出了火星，草点着了，一刹那间，整个地面燃烧起来。接着她又说，“当太阳下山时，你抓住我的头发，把我从燃烧过的地面上拖过去。”这件事他可不乐意做，但她告诉他，凡是将她拖过的地方，会长出一些象青草一样的东西。他将看到她的头发从叶子中露出来，这时；籽已结好。可拿来食用。他按她说的去做。迄今为止，当印第安人看到玉米秆上的玉米须（头发）时，他们就知道，她还没有忘记他们。
新石器时代的人对生活的总的看法，对于应当是怎么回事和实际是怎么回事的观念――也就是他们的世界观，就其重要性来讲，并不亚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世界观是静止的，这主要是由于他们与世隔绝的村社生活。他们把将来看作是最近的过去的翻版。他们从来没想到过，要按某种原则来改变社会，也没想到，要象今天的学校非常自豪地宣称的那样，训练他们的孩子去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在他们眼里，世界过去没发生过变化，将来也还是如此。因此，他们只是培养自己的孩子做他们所做过的一切，就象他们的父亲和祖父先前培养他们时那样。关于这一点，有个名叫克拉欣格・瑟德的温内巴戈人（北美洲印第安人）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证据。他虽然生活在我们时代，但却出生于一个仍处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环境。他在自传中写道，“父亲往往还是守着过去的老习惯，把温内巴戈人的风俗习惯教给我们。他一清早就把我们叫醒，让我们围着火堆坐下，然后开始同我们谈话。…女孩们单独受教育。现在谈谈父亲和我说过的一些话……。”克拉欣格・瑟德在详尽地描述了父亲按照传统用上述方式对他进行教育的情况后，最后写道：
这些事都是老年人说的；也是我给你们的劝告。我自己从来不问这些事，但是我父亲，也就是你们的祖父，是很关心的。凡是与人们的行为举止有关的知识，他都想知道。等你们长大了，可决不要让自己落入这样的困境：不知道哪些事是正当的、是应该做的。孩子，要听取长辈的教诲。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必须彻底弄懂的。你们也得弄懂。五、对人口和种族的影响
农业革命导致又一次人口爆炸，其规模可与随人类形成而出现的人口爆炸相比。在旧石器时代，正在进化中的人类不断改进工具，使生产率提高，从而使人口相应增加。约100万年以前，猿人的人口数还只有125000，可到了距金1000O年时，以狩猎为生的人类的人口数已上升到532万，约增长42倍（见第二章第四节）。现在，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一定地区的食物供应量比过去更多更可靠，因此，人口数的增长也比过去更迅速。在距今10000年至2000年的8000年中，人类的人口数从532万直线上升到13300万，与旧石器时代100万年中的人口增长数相比，约增长25倍（见图2“世界人口的增长”）。
人口的增长不是普遍的，而是有选择性的。正如前文所述，在技术革新中领先的各民族，其人口的增长也遥遥领先。因而，就象从前的人类胜过并取代了他们的原始祖先那样，现在的农人胜过并取代了狩猎者。“胜过”并“取代”的确切过程可能如下：由于实行组放型农业，各村庄很快受到了逐步增长的人口压力。于是，过剩的人口散布到周围新的地区，在那里开垦土地，建立起新的村庄。他们和当地居民的关系因当地环境而异。如果这些地区有一些边沿地带不适宜农业移民们开发，那么当地人就可以把这些地方当作避难所，使自己生存下来。非洲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曾广为分布的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被分别挤到了茂密的丛林地带和荒凉的沙漠地区。北美洲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曾广为分布的操绶绶尼语的印第安食物采集者受普韦布洛农人们的排挤，而不得不离乡背井。（见图4“狩猎者的后撤”和图5“农人的扩张”）。
农业移民和当地人之间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关系，即共生关系。迄今仍在刚果森林区盛行的情形便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那里过渔猎生活的俾格米人向耕种土地的黑人提供肉类、蜂蜜和其他森林产物，再从黑人那里接受作为报等的谷类和铁制武器。因而，这两个种族能够和平共处，并保持各自的特点。
农业移民和当地食物采集者之间最常见的关系是相互通婚，彼此逐渐融合。当人口压力又逐步形成时，新的混血儿居民便又向新的地方迁移，进而又与那里的当地人通婚，逐渐融合。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就这样被传播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而在农业最后到达的那些地方出现的人，则成为其种族类型与最早的创始者完全不同的人。因之，尽管小麦、牛、轮子和犁发源于中东，然而把这些东西带入中国北部的移民却是纯粹的蒙古种人。农业由中东向西传入欧洲，由大草原传入非洲南部时，发生了与上述情形类似的迁移和异族通婚。今天存在于赞比亚南部的黑人与布希曼人的混血儿就是对后者的一个证明。
一伙又一次的迁移使农业传播到全球各地。迁移的最后结果是，1O000年以前组成全体人类的狩猎者，到公元100O年时，减少到仅占人口的1%。职业的转变转而又导致种族的变动。全球种族分布图表明，10000年以前，高加索种人、蒙古种人、黑人、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这六个种族之间大致是平衡的。（见图3“全球种族分布。’）但到公元1O00年时，这一平衡遭到了剧烈的变动，此变动有利于从事农业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人，而不利于仍过渔猎采集生活的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澳大利亚种人之所以能维持原状，只是由于他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岛屿上，还没有被任何从事农业的人发现。这些岛屿直到18世纪时才被欧洲的探险者发现。当这一发现迟迟地但终于来临时，岛屿上不幸的土著居民遭到了更加悲惨的结局。
农业革命对种族的影响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东亚表现得最为明显。东亚地区的蒙古种人牺牲散居各地的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的利益来向四面八方扩张，从而为他们今天在人口数量上占居压倒其他所有种族的优势奠定了基础。同样，非洲的黑人享有农业和铁制工具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好处，他们冲出原来居住的大草原，穿过雨林地带，扩张到非洲南部。于是，非洲的黑人、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到公元前4000年还一直保持的相当合理的种族平衡，到公元1000年时，从根本上遭到了有利于黑人的破坏。从整体上综观全球，农业革命对种族的影响是，给束了长达数千年的种族平衡，建立起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人的优势。第二章 人类――食物采集者
人类学为人类提供了一面巨大的镜子使人类能看到自身无穷尽的变化。克莱德・克拉克洪
对过去的研究和描述；是现代人取得的一项杰出成就，不过其重要性尚未被充分认识。古人对在他们之前发生的事了解甚少。希腊历史学家中最无偏界的修昔底德开始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曾说过，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没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对历史的不了解，使他对雅典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和光荣不能有所认识。相比之下，我们这一时代比过去任何时代更注重历史。对埃及人、希腊人和中国人的早期历史，我们比他们自己知道得还多。而且，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古生物学和生物学诸领域的科学家们，已把我们的知识应用到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之前的史前时期。这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人类只是在大约5000年前刚学会书写，而人类的祖先即原人的起源却可以追溯到约200万年前。在这一章里，我们将研究文明史之前的十万年。人类的真正形成；就发生在这一漫长的岁月里。不过，那时的人还不象其后裔那样，以耕种务农为生；而是如同周围的其他动物一般，靠到处寻找、采集植物谋生。
一、人类的起源
我们所在的地球是一颗在小小的银河系中不停地旋转的小行星，与整个宇宙相比，小得出奇，就象太平洋上的一粒灰尘。地球形成于45亿年以前，约15亿年后地球上才出现最早的生命，即原生的单细胞生物。人们历来都认为生物与非生物有质的区别；不过，现在的科学家们已不再接受这种将生物与非生物截然分开的设想，而把生物看作是由非生物自然进化而来的。他们按组织的分类等级标准将所有的物质加以分类；非生物就是在这一组织的某一等级转变为生物的。说得具体些，电子、质子和中子相结合，形成各种原子；各种原子相结合，组成各种分子；各种分子再组成有机化程度不等的聚合体，其中某一类构成了生物。
生物又从低等级不断地向高等级进化：由微生物进化到原始植物，如海藻；继而进化到无脊椎动物，如水母、蠕虫；再进化到脊椎动物。这些脊椎动物约于三亿年前，和其旁系中的某些无脊椎动物、植物一起，开始成功地适应陆上生活。最早适应陆上生活的是两栖动物，接着是史前时期的大批爬行动物、鸟，最后是哺乳类动物。哺乳类动物在地球生物界居统治地位已达6000万年。
科学家们都毫无疑问地赞同这一说法：人类属于动物王国――明确地说，属于灵长类这一目；和人类一起同属于灵长类的，还有树第一章 引言：世界史的性质
……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份，便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
一、世界史的目的
对历史进行全球性深索的方法是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崭新起点。从十八世纪启蒙时代起，历史研究注重国别史，而不注重人类史。但是近年来，当代各重大事件的全球性日益显著，人们对世界史的兴趣也随之大增。由于宇航员几小时内即可绕地球飞行一周，甚至登上月球，由于报上刊载的有关亚非的文章，其数量并不少于有关欧美的文章，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观察历史的视野必须愈益扩大。要了解这个名符其实的“一个整体”的世界，研究世界史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人们之所以致力于世界史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实用价值。同样重要的是，人类历史自始便具有一种个容忽视，必须承认的基本的统一性。要确切认识西方的历史或非西方的历史，没有一个包含这两者的全球性观点是不行的识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臾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
确实，这种相互影响在哥伦布和达・伽马进行海道探险之前，是时断时续，微不足道的。哥伦布、达・伽马及其后继者在短短几十年间使世界各地区开始直接交往，这种交往日益频繁，持续至今。与此相反，1500年以前的各人类社会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彼此隔离的状态之中。不过，这种闭塞状态从来不是绝对的。早在欧洲人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漫长数千年中，人类各部分实际上已在相互影响，只是相互影响的程度随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本书论述1500年之前的历史时期，本书的主题实质上就是由这一时期中人类各部分相互影响的详细情况构减的。1500年以后，由于人类的通讯联系日渐加强、交通工具不断发达，整个地球以加速度日益缩小，现在，竟被人们称为“宇宙飞船式的地球”或“地球村”。二、世界史的结构
如果说世界史是全人类共同的历史，那么，便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可以在课堂里讲授世界史呢？常有人发表这样的看法，按其定义说来，世界史当包罗一切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史，它包含的内容过于浩繁，因此不适宜在课堂里讲授。也有人指出，仅仅教西方文明史就已感到难以应付，如何还能把其他地区如中国、印度和中东的文明史也都包括进去呢？当然，回答只有一个“不能”，只能说，按照这种定义的世界史显然是无法在课堂里讲授的。但是，上述定义并不准确，实属误解。正如西方历史不是西方各国历史的总和，世界历史也不是世界上各种文明的总和。
如果研究西方文明须逐一考察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巴尔干半岛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那么这一研究显然会行不通。但实际上这一研究是可行的，因为我们不能采用搭积木式的方法，而应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整个西方发生影响的那些历史力量或历史运动之上，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十字军东侵、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革命、科学和工业革命，等等。研究世界史也同样如此，不过，世界史的舞台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地区，因此，研究重点应放在那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之上。
例如，旧石器时代，人类在非洲大陆上出现，并逐渐扩散到欧亚大陆、澳大利亚和南北美洲。新石器时代，农业取得了决定性进展，随即产生了金属制造和其他各种技术，从而导致了城市生活和文明的产生。这些技术发源于中东，并向四周扩散，从而发展了欧亚大陆诸伟大的文明，包括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中东文明和欧洲文明。虽然这些文明由于某些强大的、跨地区的历史力量，诸如希腊文化、基督教、怫教和来自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的游牧部族的多次入侵，而程度不同他相互影响，但几千年来，它们的发展一直是平行而独立的。1500年以后，欧亚大陆的这种平衡状态逐渐为由新兴的西方促成的全球性一体化状态所取代，这种一体化状态在19世纪时发展到顶点，转而导致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霸权。20世纪的历史，实质上是日甚一日地反对世界霸权的历史，是西方的技术和思想的迅速传播迫使人们冒险探索一条通向新的世界平衡的道路的历史。以上是世界史的基本原理和结构的简要说明。三、世界历史地理
正如世界史通常被认为是世界各地区文明史的总和，世界历史地理也被认为是构成地球表面的各大陆地理的总和。其实；后一种观点同前者一样，是机械的，是一种曲解。把地球划分为若干大陆这种传统的方法，对学地理的学生也许有用，但对学世界史的学生，却没有多大意义。正如世界史的结构要求我们着重研究对人类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那些历史运动一样，世界历史地理也要求我们着重研究发生那些历史运动的区域。
如果这样做了，我们就会发现，有一块陆地在世界上跟有独一无二、无可争辩的地位，这就是欧亚大陆――它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心脏地区。欧亚大陆占地球陆地总表面的五分之二，其人口为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人类最先进、最持久的文明就是在那里发展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人类的历史也就是欧亚大陆各文明地区的历史。
欧亚大陆的地位何以会如此优越，其主要原因，也许可用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亚兹的观点来说明：
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
换句话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它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它们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相互影响的机会求得发展，这种可接近性就常会带来被同化或被消灭的危险。相反，那些处于闭塞状态下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因而，被淘汰的压力对它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它们可以按原来的状况过上几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
欧亚大陆诸民族显然是可接近这一原理的主要受益者。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使它们全都可以互相接近，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随着科技的进步，欧亚大陆各地区之间的交往日益便利，它们日甚一日地相互促进、相互威胁。
欧亚大陆幅员辽阔，把它看作一个地理单位是不行的，因而，须将欧亚大陆诸地区划分开来。将欧亚大陆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也是不行的，这样的划分在地理上和历史上都是一种曲解。从地理上看，欧洲与亚洲显然既不相等，也不能相比。打开地图，一眼便可看出，欧洲只是欧亚大陆的一个半岛，举例说，约相当于印度半岛。从历史上看，欧洲也比不上亚洲，而只能与欧亚大陆的另一个文明中心如印度相比。无论从地域范围、居民的数量和种类、或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复杂性，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欧洲与印度极相类似。因此，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不应把欧亚大陆看作是由欧洲和亚洲这两块大陆组成的，而应看作是由中东、印度、中国、欧洲和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区这五失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地区组成的。
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这四块地区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孕育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这些文明使欧亚大陆成为起重大作用的世界历史中心地区。更明确地说，中东的文明中心包括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及伊朗高凤印度的文明中心位于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中国的文明中心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欧洲的文明中心在地中海北岸地区――这一地区从米诺斯文化时期至中世纪末期，一直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应该说明，这里所说的欧洲包括北非。因为北非在历史上与欧洲和中东的联系，比较起与撒哈拉大沙漠这一天然屏障以南地区的联系，要密切得多。因此，本书的“非洲”一词仅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区拥有无边无际的草地，从东方的中国东北部一直延伸到西方的匈牙利。它为由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向外伸展的各文明中心进行交往提供了一条陆上通道。靠大草原养活的游牧民们总是赶着他们的牧群，到处迁徙，并随时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去攫取北京、德里、巴格达和罗马的财富。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创造了欧亚大陆古老的核心文明，而大草原则便利了这些文明之间的接触和联系。这种联系，有时取和平的方式，即通过陆上贸易的途径；有时则取侵掠的方式，即贫瘠的内陆地区的游牧部族不断地去劫掠使他们馋涎欲滴的富庶的外国区域。因此，欧亚大陆的历史基本上是在游牧部族与定居文明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形成的。来自游牧部族的不断的侵掠常常造成了涉及范围广泛的强大的部族迁徙运动。这种侵掠不仅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而且也具有革新的作用。它将没落的王朝、僵化的制度和陈旧的习俗扫荡殆尽，而导入新的民族、技术和思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亚大陆历史的发展进程。1500年之前的欧亚大陆的历史分为上古时期、古典时期和中古时期――这是本卷所要研究的三大历史时期。这三大历史时期的主要转折点的到来，大体均起因于游牧部族的侵掠活动。
非欧亚大陆世界由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这三块大陆组成。根据可接近性的原理，它们较之欧亚大陆，其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彼此之间没有建立起任何联系。
只有非洲与欧亚大陆有过交往关系，但是，由于非洲与欧亚大陆之间及非洲本土的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断断续续、微乎其微。不过，非洲人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确是依靠外来的促进，如从外界引进农业、炼铁技术、新的植物和动物，等等。因此，中古时期，在毗邻撒哈拉沙漠南部的苏丹地带，非洲人能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帝国，这些帝国在某些方面可与同时代欧洲的帝国相比。
对比之下，美洲印第安人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阻碍，因为他们于15000年前，从亚洲东北部渡海到美洲之后，一直处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虽然他们在墨西哥、中美和秘鲁也发展起给人印象深刻的文明，但总的发展水平是不能与非洲人相比的。
澳大刮亚的土著居民生活在遥远的海岛上，与大陆完全隔绝达30000年之久，因而，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的阻碍最大。他们全都停留在食物采集阶段，与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非洲人除了霍屯督人和你相术人还处于食物采集阶段外，在苏丹地带已建立起庞大的帝国；美州印第安人虽在加利福尼亚和火地岛仍有部分食物采集者，然在其他地方已有了先进的阿兹台克人文明、印加人文明和玛雅人文明。实际上，南太平洋给澳大利亚造成的隔绝状态，既阻碍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又使古代的某些动植物如桉树属植物、单孔目动物和有袋目动物得以幸存下来。
欧亚大陆历史悠久的高级文明、非洲和南北美洲同时并存的庞大帝国和食物采集者集团、澳大利亚普遍而单一的旧石器时代的生产水平――这些就是15世纪当欧洲人向海外探险时所遇见的各人类社会极为不同的情形。
全球的格局决定了本书的结构。在论述1500年之前的时代时，以欧亚大陆的文明为论述的重点，因为欧亚大陆的文明是当时最先进、在数千年中对人类发展的贡献也最大的文明。因此，本书的第二、第三、第四编论述欧亚大陆文明的发展进程，而第五编则概述非欧亚大陆世界的发展情况。天狂这个名字其实不太著名的
最冤的是我了
1999年初我给我和两个朋友设计了3个网名
分别是”碎月”谐音岁月
“裂日”谐音烈日
“添星”谐音天星你到QQ和网络上查查 叫这个名字的现在有多少?
尤其是碎月
我最爱的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