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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早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把古典时期和古代时期区分开来一样，如今，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又把中世纪和古典时期区分开来。过去，技术的改进，尤其是铁器的大规模生产及其对生活各方面的多种影响，促成了早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见第七章）。现在，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尤其是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但这几个世纪中，更重要的是政治原因――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庞大的帝国；它们不仅仅象古代时期那样，占据着某些大河流域，或象古典时期那样拥有整块的地区，而且还横亘数地区，地括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陆地。
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大帝对恒河流域或中国一无所知；欧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彼此之间实际上也不存在着任何直接的联系。其原因是亚历山大帝国主要局限于中东，在印度，只有一个很不稳定的据点。而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实际上被限制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世纪最早形成的伊斯兰教帝国，到8世纪中叶，已将国土从比利牛斯山脉扩展到印度洋，从摩洛哥延伸到中国边境。以后几个世纪里，伊斯兰教进一步扩张到中亚、东南亚乃至非洲内地。13世纪的蒙古帝国，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它的版图包括朝鲜、中国，整个中亚、俄国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它是欧亚大陆空前绝后的最大的帝国。
帝国的疆土如此空前辽阔，使欧亚各地区的直接联系和相互影响成为可能，从而消除了过去地区间的孤立状态。本章将叙述由此产生的新的商业联络、技术联结、宗教联结和知识联结的性质。。
八、日本的后撤与孤立
大名控制时期，经济迅速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手工业之外，农业也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国家某些地区的亩产量明显地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生产率的提高使贸易更加繁荣，使物物交换转变成货币经济。15、16世纪，在各战略要道、沿海港口或主要寺庙所在地，城镇逐渐形成。在这些城镇中出现了日本的行会即“座”，它们同西方的行会一样，企图得到某些货物的生产或运输的垄断权，得到从事某种贸易或职业的垄断权。他们向地方当局缴纳酬金，以此获得这些垄断权，从而为行会成员争得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日本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加快了内外贸易的进行。早在12世纪，日本人就已开始大胆地渡海到朝鲜和中国，为贸易和海上掠夺作准备。他们渐渐扩大了活动范围，到15世纪后期，这些海盗兼商人已活跃于整个东南亚。逃离祖国的日本移民和士兵也分布各地，尤其是分布在印度支那、暹罗和菲律宾。
如早些时候在西方类似的环境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消弱日本的封建制度。如果这一趋向无间断地继续发展下去，日本很可能步西欧之后尘，发展成为近代拥有海外帝国的、统一的民族国。但是，日本未能如此，而是撤回到与外界隔离的境地之中。
其主要原因似乎是西方强国对东南亚和东亚海域的入侵。它阻止了日本扩张主义的自然进程。如果西方人没有出现，日本人很可能在台湾和东南亚各地区获得立足点。然而这时，西方海上军事技术的明显优势以及西方传教士在日本各岛上的惊人作用，使日本人感到惊恐。为此，17世纪初，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使日本撤回到几乎完全与世隔离的境地之中。
锁国政策规定，所有传教士必须离开日本，其信徒必须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结果，所有外国人不得不离开日本，只有少数中国人和荷兰人例外，他们获准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在九州岛上的长崎港经商。另外，锁国政策禁止日本国民出国，违者处以死刑。这样，日本开始了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
最终结果，日本没有成为近代扩张主义的民族国；相反，德川幕府锁国政策的“围墙”，挡住了外界的影响，保护了日本的封建制度。日本同中国一样，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制度变得陈腐、僵化。不过，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日本并不象中国，没有形成极强大的、坚如磐石的帝国结构，德川幕府只是弥补了裂痕，因此，19世纪西方入侵时，与中国不同，日本能作出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反应。七、日本的封建制度
645年的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体制，对日本长期有效。但到12世纪时，这种体制被日本的种种封建制度所破坏和取代。一个原因是，各省统治者太喜欢优美的京都，往往将他们的权力和职责授予地方部属。另一原因是，有势力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对土地总是垂涎欲滴，经常用武力强占土地。只要免税制度继续存在，他们就想开垦荒地。这些倾向使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意味着拥有耕地的农民的捐税负担增加；于是这些农民或是逃亡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赶走住居在那里的虾夷人，或是将自己连同土地一起交托给拥有采邑的贵族。这样，他们可以免税，并得到保护，但却因此变成农奴。结果，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只是整个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少，地方权力被新的农村贵族所接管。
与此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的瓦解，这一贵族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军事力量。大化改新规定所有20岁到60岁的男人服兵役。但这些应征士兵必须自带武器和粮食，而且还不免除固定的捐税负担。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于739年被废除。国家军事职务通常由软弱的宫廷贵族担任，只是挂挂名而且。结果，反对虾夷人的战争则由农村贵族指挥。他们已成为骑兵武士，其军事战斗力逐渐增强，最后完全超过了帝国军队。这时，在这些农村贵族和他们的侍从，即武士（字面上的意思是“为人服务的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封建关系。这种关系以理想化的道德即“武士道”为基础。武士在法律和礼仪上享有特权，但反过来必须绝对效忠于他们的封建领主。
到12世纪，日本已由相互竞争的各封建领主集团控制。一段时期内，藤原氏通过利用他们所具有的力量帮助一方或另一方，还能维持势力均衡。最后，源赖朝在这些封建领主中获胜。1192年，天皇任命他为“征夷大将军”（征服蛮族大元帅），并有权指定他的继承人。作为大将军，赖朝是全军的总司令，负责王朝的内外防御。赖朝定镜仓为大本营，以天皇的名义控制全国；天皇则继续留在京都，过着隐居生活。正是在镰仓幕府时期，蒙古人分别于1274年和1281年两度入侵日本。两次入侵，蒙古人都登上了日本领土，但均遭到日本人的顽强抵抗，后被大风暴击溃；大风暴消灭了远征军。日本人认为，是神的干预解救了他们，故称这些风暴为“神风”。
1333年，主要由于朝廷的阴谋诡计以及武士阶层中不断增长的不满，镰仓幕府灭亡。这时，足利尊氏获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但他们的权力始终只限于京都及其近郊。在日本其他地区，地方封建主为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而你争我夺。结果，是大地主即“大名”的兴起。16世纪初，这样的大名有几百个，他们都企图获得统治全日本的霸权。。
六、中国文明在日本
因为中国的文明和帝国以不间断的连续性持续到近代，所以，它们控制了东亚，而西方却没有一个国家能控制西方。因而，在东亚，没有发展起在西方自罗马帝国崩溃后所盛行的那种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只有遥远的北部和西部的大草原和大沙漠是个例外；在这里，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农业是不可能的，因此，游牧民发展起一种独特的、非中国式的、畜牧的生活方式。对比之下，在邻近的越南、朝鲜和日本，却不存在气候方面的障碍，因此，农业得以发展，中国文明得到传播。在这三个国家中，日本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最不受中国巨人的支配，因此，在东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上，起到了相应的更为重要的作用。本章后几节将叙述西方入侵前日本的发展。
日本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位置的影响，这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相似。然而，日本诸岛比不列颠群岛更与世隔绝：它们离大陆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峡只有五英里宽。 日本人在被美国人打败之前，仅于13世纪受到外国侵略的严重威胁。因此，可以说日本人离大陆非常近，足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得到益处；但又可以说非常远，可以随意选择和拒绝。事实上，日本人对从国外引进的东西都异常敏感和警惕。尽管日本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善借用的民族，但由于所处的与世隔绝的位置，他们较之其他任何人数和发展水平与其大致相等的民族，独立地发展起一个更大部分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迁移来的蒙古种人的一支，但最初居住在北方诸岛的、多毛的高加索虾夷人，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由南方迁移来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可能也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早期的日本由许多氏族组成，每个氏族由世袭的祭司族长统治。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氏族征服其它氏族，建立了一个松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权；其首领是天皇，其氏族之神成为全民族的神。
6世纪起，中国文明大规模传入日本，这一氏族组织遭到破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在日本起了与基督教在欧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完全相同的作用。学者、教师、工匠和僧侣从大陆渡海而来，随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宗教信仰。而那些游历“天朝”的日本人，作为热情的皈依者，回国后所起的作用更为重大。他们对变革的推动，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于645年开始，它试图以中国唐朝为模式，将日本改变成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中国的模式，日本也分成若干省和地区，由从天皇和国家议舍那里取得权力的总督和地方行政官统治。此外，以天皇名义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分给农户耕种。新的拥有土地的耕种者需向中央政府纳土地税和劳务税，前者以稻米的形式支付，后者有时包括服兵役。
施行这些和其他一些变革的目的是加强帝国的权力，而且，他们是在与前氏族组织相比较后才这样做的。但实际上，日本天皇离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当然首脑相差甚远。强有力的世袭贵族强行对这种中国式的、最终将导致其垮台的行政机构作某些变更。虽然任命官员可能同中国一样要通过考试，任人唯贤，但实际上旧贵族仍成功地获取了显要地位和权力。同样，旧贵族还保留着大片土地；而这些土地通常是免税的，成为国家行政体制外的采邑。在这期间，藤原家族完善了两头政治，即双重政府体制。他们实际统治国家，为天皇选择是后，担任行政和军事的高级职务。而天星则过着奢侈的隐居生活，既不治理朝政，也不与民众接触，他的主要职责是保证世世代代有人继承，延续不断。这种双重政府体制在中国是没有先例的，始终以日本的形式保持下来直到19世纪日本的国门被欧洲人打开为止。
在文化上同样改变了中国的模式。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但发偎了他们自己的书写体系借鉴了儒家学说，但更改了它的道德标准，调整了它的政治学说，以适应他们的社会结构。在保留其本族的神道教的同时，日本人还接受了佛教，但对之作了修改，以满足他们自己的精神需要。以后都长安为模型，日本人首先在奈良，然后在京都建立了帝国新都。但十分清楚，庙宇、楼阁、神龛和花园都具有日本的特征。帝国朝廷成为高度发展的文化和艺术活动的中心。11世纪，紫式部女士在她的著名小说《源氏物语》中，以轻快的笔调描写了宫廷生活。但这部小说也反映了一个日渐颓废、见卓完全热衷于追求美感和肉欲的社会。这种堕落在下个世纪中变得更为严重，它有助于新的封建时期的到来那时，政权从帝国朝廷转入强有力的乡村武士的手中。五、明朝的民族优越感及后撤
从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到共和国的出现，明（1368－1644年）、清（1644-1912年）两代统治了中国500多年。这几个世纪构成了人类历史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社会生活安宁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出现这一空前持久稳定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种被称为“新儒学”的新的儒家玄学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这种儒家思想的复兴，主要发生在唐朝灭亡后的混乱时期；当时的时代所需要的东西显然超出死记硬背儒家经典的范围。因此，许多学者着手彻底地重新评价人类和宇宙的问题。
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人物是朱熹（1129－1200年）。他年轻时曾研究过佛教和道教，但对两者都不满意，又转而研究儒家经典。凭借其杰出的综合才能，他发展了一种解释方法。这种解释方法综合了佛教、道教诸成分，更令人满意地适应他那个时代。他的方法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者的方法。他教导说，宇宙受自由法则的支配，这一点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他还相信人的善良及其可完善性；把人比作一面落满灰尘的镜子，一旦抹去灰尘，将和过去一样明亮。因此，邪恶是忽视和缺乏教育的结果，是可以纠正的。
朱熹对中国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恰如阿奎那不久将亚里土多德和圣保罗的哲学编成正式的经院哲学那样，朱熹把当时中国人的思想并入新儒学综合体。和阿奎那一样，朱熹以其非凡的理解力和说服力，阻止了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明朝时期尤其如此，作为一种反对前外来的蒙古人统治的反应，当时存在着明显的民族优越感和对过去传统的回顾。在这种气氛中，朱熹渐渐被认为是最终的、绝对的权威。“自哲学家朱熹的时代以来，”明朝一位学者说，“真理已明白地显示于世界。我们不再需要什么著作，要做的只是实践。”
自来票评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根据以后，这一新儒学构成了帝国官方的正统观念，直至19世纪后期。其结果是用理性的补充和对原理的阐述加强了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这十分有利于无可比拟的中国文明的持续性，但其代价是形成了一种与外界所有的独创性和新观念相反的、显得荒谬可笑的循规守旧。
中国社会的稳定不仅归因于新儒学，也归因于所谓的贵族统治阶级的顽固势力――一股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官僚帝国中兼有土地和官职的势力。作为地主和放债者，贵族控制着乡村和城镇的经济生活。土地和资本的缺少使他们能强行抬高租金和利率；频繁的自然灾害使破产的受押人实际上成为当地贵族家庭的契约农奴。明朝后期，拥有几千家这类契约农户的贵族家庭屡见不鲜。
这些贵族还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确，这就是中国“贵族”一词所表示的含义。但实际上，拥有土地是先决条件，它能为多年的学习提供必需的资金，使学习者成为社会地位的拥有者，获得在官僚机构中谋一席职位的合格条件。因此，地方贵族和帝国官僚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且互相支持的。在外省任职的政府官员，时常发现当地的方言很难懂，这时只得完全依靠当地贵族的指点和引导。
区分官僚和贵族虽有意义，但明、清两代的中国却是由他们联合统治的。帝国当局和地方贵族都对维持于彼此有利的现状十分感兴趣，他们一直合作到最后。以前，偶尔有些王朝曾试图强行重新分配土地，或进行其他类似的改革，而明清统治者却尽量避免同贵族霸权发生任何冲突。
富有启迪意义的是，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明朝政府极力控制、压迫商人阶层。这是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根本的、最有意义的差别。在西方，资产阶级由于所处的社会的多样性，从一开始就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这种自治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见第十八章第四节）。在中国，的确存在着相应的商人阶层，他们在宋朝才享受到真正的商业革命的益处（见本章第三节）。此外，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然而，不象在西方，商业革命和技术进步都未给中国带来彻底改变社会的革命影响。其根本原因，如第十一章第六节所述，是中国历史的持续性，即隋朝实质上是汉朝的延续，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续，如此下去，连续不断，直到1912年帝国历史结束。因此，传统的官僚贵族统治集团，以新儒学为精神支柱，吞噬了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在西方，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没有后继者。相反出现了一种新的复杂多样的文明；在这里，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远洋船只不但没有被埋没，反而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对欧洲，然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这种爆炸性的影响，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这里的帝国机构太封闭、太受约束。例如，中国的商人和实业家通常加入由师傅领导的地方行会，但这些行会师傅需得到政府表示许可的证明，并奉命负责每个行会成员的经营。船商也在港口师傅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这些港口师傅同样需对政府负责。更重要的是，政府垄断了供朝廷和行政机构消费的许多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些商品包括武器、纺织品、陶器、皮革制品、服装和酒等。另外，政府还完全控制了全体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如盐和铁。这些限制剥夺了中国商人成为无约束的企业家的机会，使经济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助长了官员的腐化和堕落，因为朝廷官员可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操纵国家垄断商品为个人牟利。
中国统治集团的另一对内限制政策是竭力反对对外经营。中国移民在欧洲人到达之前，且慢慢迁移到东南亚。在菲律宾，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时候都没有中国人多。1603年，在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建立32年后，这里的中国人大约有20000，而西班牙人大概只有10000这些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并将其控制扩大到这一群岛的其他岛屿。正是这一年，1603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一次大屠杀；邻近的大陆福建省的一位官员却宽恕了这一屠杀，并谴责海外所有的中国人是祖坟的逆子，是不值得皇帝关心的人。马尼拉的中国人及其东南亚的中国同胞至今仍定期遭到这样的屠杀。同样，1712年，皇帝颁布了一条敕令，禁止中国人在东南亚经商和定居。五年后，另一条敕令允许那些已定居国外的中国人返回家乡，不必担心受到惩罚．1729年，又颁布一条法令，规定了回国的具体日期，逾期未归的那些海外的中国人将不许回国。这同西方国家洽成何等鲜明而又惊人的对照；西方国家不久就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甚至随时准备着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反对任何威胁。
在15世纪早期这段异乎寻常的历史中，明朝的航海业以其杰出的技术和惊人的范围，明确证明了中国在世界航海业中的领先地位。然而，皇帝却下诏禁止进一步海外远征，并强迫立即执行这一命令（第十二章第一节）。这就是中国官方对海外活动持消极态度的一个最鲜明、最重大的表现。
下这一诏书的确切动机虽无人知晓，但以下事实值得注意：颁布这一诏书之所以可行，是因为中国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正是制度结构上和向外推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使中国的力量转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难以置信但却不可避免的结局是，西方蛮族在几个世纪里使伟大的“天朝”黯然失色。四、元朝蒙古人的统治
南宋的统治尽管只限于半个中国，但这半个中国却格外地安宁、繁荣。与此同时，中国北部则由满族的一支女真人统治，称为金。大约1215年，他们请求南宋援助，反对将他们赶出北京的、难以对付的蒙古人。南宋并不知道蒙古人的强大力量，派出擅长打围攻战的步兵予以援助。1234年，金朝灭亡，南宋皇帝草率地试图使中国北部归他所统治。蒙古人立即入侵中国南部以示报复。自于蒙古人先要占领其他地方，所以战争持续了几十年；但是，1279年，当宋朝末代皇帝死于一次海战时，宋朝终于灭亡。一个新的蒙古王朝――元朝，从此开始了它的统治，直到1368年。
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国完全由游牧民统治；这些游牧民并非因早期同帝国的交往两部分地中国化了。这些蛮族征服者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夷平各城市，将新臣民并入传统的蒙古部落社会。但不久便有人向他们提出功告，说这是不可能的，还有更有利的选择：
既然你们已征服天下所有地区，赢得四海所有财富，你们自然可以获得所想要的一切，但是，你们还未将到手的一切组织起来。你们应该向土地和商人征税，从酒、盐、铁以及山区、沼泽地区的产品中获利。这样，你们一年就能得到50万盎司的白银、8万匹丝绸和40万担粮食。你们怎么能说中国人对你们没有用呢？
蒙古人听取了这一劝告，建立了与前中国统治者所建立的基本相同的行政机构。同时，他们还能保持自身的特点，因为游牧生活的经历使他们在语言、习惯和法律方面与其臣民相分离。他们还有意雇佣许多外国人任职，以与可疑的多数中国人相抗衡。马可・波罗是外籍官员中最著名的一个，不过多数外籍官员是中亚的穆斯林。
忽必烈将蒙古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恭敬地履行传统的儒家的帝国仪式，基本上变成一个中国皇帝。他还试图通过免除儒家文人学士纳税的方法，来抚慰他们，但这些文人学士在很大程度上仍与他不和。他们对实际上是在一个国际行政机构中任职的许多外国人不满，也对蒙古人宽容和庇护各种外国宗教不满；这些外国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和聂斯脱利教等（见第十四章第四节和第五节）。
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由于其性质和持续的时间较短，没有给这个国家留下深刻的印记。可能选择北京为首都是最持久的一个贡献。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地处西至中亚，东到满州的交通要冲，至今仍是重要的军事、经济和行政中心。因为中国这时是地括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所以蒙古人的统治还促进了陆上贸易的急剧增长（见第十二章第二节）。纸币的广泛使用也促进了商业。宋朝最早使用纸币，蒙古人予以进一步发展。马可・波罗一再对使用纸币表示惊讶，正如他的同伴，一位意大利商人在下面这段话中所说的那样：国库，以其纸币作为交换。……用这种钱你可轻易买到丝绸和你想要买的其他任何商品，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须接收这种纸币。你不用再为你买的商品付较高的价格，因为你的钱是纸做的。
有才干的忽必烈死于1294年，终年80岁，继位的是他的孙子、同样具有才干的铁穆耳。但铁穆耳死的很早，他之后的大汗们软弱无能，终日沉湎于宫廷生活。朝廷内爆发了自相残杀的斗争，而更为严重的是，黄河时常泛滥，使华北普遍遭受饥荒。大多数省份纷纷爆发起义，只因起义领袖间的竞争，才使蒙古人的统治能维持这么长久。最后，一位能干的平民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他象汉朝创立者一样，在危机时期凭借天赋的才干，抓住机会，揭竿而起，成为“天子“。于是，1368年建立了中国人的明朝，且一直统治到1644年。三、宋朝的黄金时代
同汉朝和唐朝统治者相比，宋朝皇帝在对外关系方面显然十分被动。他们并没有发动大的战役，恢复帝国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区的疆土。相反，宋朝第二任皇帝只想从游牧民控制下收复北京和长城之间的领土，但他却惨遭失败。他的继承者便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要求，甚至每年向游牧民“送礼”，这实际上是变相的纳贡。因此，宋朝从未收复满洲的东北领土，也没收复西北领土；而西北地区可提供到达西方的陆上通道。
这是宋朝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使游牧民入侵十分容易。“送礼”政策实行了一个半世纪，当宋朝皇帝轻率地试图收复东北领土时，灾难降临了。来自满洲北部的新入侵者，击败了在东北地区居统治地位的游牧民，宋王为之鼓舞，决定收复此地。他利用这一表面上的机会，派兵进入满洲。结果，非但没有轻易取胜，反而惨遭失败，从而导致了中国北部大规模的入侵。宋朝防御土崩瓦解，朝廷只得留在中国中部的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因此，宋朝的后半期，即从1127到1279年被称为“南宋”。前半期，即960至1127年被称为“北宋”。
宋朝最初未能收复边沿诸省，后来又丢失了北半个中国，这遭到中国后来历史学家的严厉谴责。这种批评虽不可否认，但中国文明有许多方面在唐、宋几个世纪中达到顶峰，这也是事实。文化领域尤其如此。在这几个世纪中，出现了佛教经文和儒家经典的大百科全书；许多学者撰写的各朝历史内容全面；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的杰作大批涌现；写在书卷上的书法艺术同绘画一样受到高度评价；精美的瓷器几乎如玻璃一样薄，一样透明；印刷术的发明价值连城，被利用来复印和发行大礼佛经：科学技术取得了至今才得到充分理解的非凡的进展（见第十二章第三节）。
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
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对外贸易突飞猛进，这一点比国内贸易更为显著。国汉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已相当大。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这一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当然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生产率。航海技术的改进――其中包括指南针，带有可调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最后，穆斯林商人和水手从事贸易的积极性，也加快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当时，他们是亚洲诸海的伟大创业者。
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当时，中国的经济居主导地位，这可以由以下事实看出来：中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制造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最后应该指出，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潜在的可能从未实现。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生产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生产了爆炸性的影响（见本章第五节）。二、大唐帝国
唐朝最明显的特点是帝国扩张。通过一系列大的战役，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唐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控制整个塔里木盆地，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控制奥克苏斯河流域各国，以及个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区。另外，南部的西藏、西北的蒙古、东北的朝鲜和满洲等广大地区，这时也被迫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当时世界上，只有中东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帝国能与之匹敌。中国人的胜利，不应完全归于其优越的物质力量，下面这段东突厥人关于他们与大唐帝国的关系的叙述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
送来黄金、白银、小米和丝绸的中国人，总喜欢使用奉承话，随意处置其日渐减少的财富。他们用奉承话和其日渐减少的财富来引诱居住在遥远地区的民族，使这些民族更接近他们……由于显要人物“王子”和人民之间关系不融洽，由于中国人阴险、狡猾、诡计多端，由于兄弟们乐意接受于他们彼此间不利的劝告，引起显要人物和人民之间的冲突，中国人使突厥人古老的王国土崩瓦解，使守法的可汗灭亡。贵族的儿子成为中国人的农奴，纯洁的女儿变成了奴隶。
国内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对外征服成为可能。如前所述（第十章第五节），汉朝被强有力的地方家族所削服这些地方家族积聚起巨大的、自给自足的、免税的大地产，在这上面建造堡垒式的庄园，成功地与中央政权相对抗。佛寺的出现促进了国家的分裂，这些佛寺因拥有广阔的、其面积不断增长的土地，也向帝国政府提出了挑战。
解决这一政治分裂的方法，在改朝换代间的几个世纪中逐渐形成，并由隋、唐官僚加以完善。它由“均田制”组成，即：中央政府分给每个强壮的农民大约19英亩土地。这并不是去剥夺大家族所占有的土地，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土地，如开垦战争期间被荒废的土地。此外，只有自由农民得到政府的赠与地，而且实际上，并非他们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土地。然而，“均田制”的确对削弱大家族的控制、加强唐朝统治有所帮助。它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产的增长。它也增加了国家税收，因为虽然拥有政治权力的大地主不需要交税，但广大小农却要纳税。此外，农民们还得接受军事训练，组成一支常备军，从而加强了帝国政府的军事地位。
唐朝还通过发展一支能管理全国的精干的官僚队伍，来巩固帝国政权。前隋朝恢复了汉朝的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拔官吏的制度。唐朝根据儒家的基本信条――征召有才能的人较之西方典型的、进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种种问题――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这一制度完全形成后，由在一连串复杂的仪式中举行的一系列考试组成。首先是地方和县城的考试，每两、三年举行一次。大约有8％的考生能通过地方考试，参加几星期后的县城考试。有幸通过考试的人（约一半考生）有资格担任较小的官职，并可进一步参加省城的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成功者有权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只有6%的人能通过这一“篱笆”，有资格担任较高的官职。这些人中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一级的殿试，被吸收为中国最高贵的学术团体――翰林院的成员；史官和其他职掌文学的高级官员都是从翰林院中选拔出来的。
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著作，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教学和政治时事等。渐渐地，这些考试集中于文体和儒家正统观念。最后给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上敞开，但实际上却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的阶层。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京城设有三个最高管理机构，它们是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节省直接在皇帝的领导下工作，制定政策；门下省审议中书省的决议，必要时，将决议驳回中书省重新考虑；尚书省负责贯彻执行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决议。尚书省下设六部：吏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利部；礼部被授权掌管文职人员的考试。
京城长安是这些及其他一些管理机构的所在地，是一座约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宽阔的大道纵横交错，大道上时常挤满了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各种中亚人。他们是作为商人、使节和雇佣军来到中国的。对外国人来说，除蒙古人的元朝这段短暂的时期外，唐朝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加开放。
这种开放在宗教事务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帝国疆土的扩大，陆上海上贸易路线的重新开放，致使外国许多宗教思想和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中佛教的情况尤其如此。佛教最早于汉朝由印度传入中国（见第七章第三节），汉后王位空缺的混乱时期，开始向官方儒教正式挑战。在这一动乱时期，儒教日益受到怀疑，因为它对孝道和家庭忠诚的强调，似乎削弱了一个已经衰弱的国家。因此，王位空缺时期，佛教影响迅速增长，唐朝初期，其影响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佛教时期。”
虽然佛教在中国获得大量的财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此过程中，它却完全中国化了，同时还十分有助于新儒学的产生。当时，中国家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极为开放；因而各佛教宗派逐渐形成。其中著名的是禅宗派，后传入日本亦称为“禅宗”。这一宗派强调默坐专念和信赖自己，是唐后唯一继续朝气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中国化的另一特征是，国家试图按照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应作为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一来控制甚至贿赂拉拢寺院和庙宇。
控制的企图结果失败了，政府最后采取了彻底的迫害政策。佛教徒强调个人的灵魂得救，而不强调家庭义务的承担，这与中国人的基本传统正好相反。僧徒、尼姑与世隔绝，也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驰，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和反社会的。首先，政府垂涎于寺院在数世纪里积累起来的巨大财产和地产，因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使佛教在中国虽不象在印度本上那样完全消失，但却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见第七章第三节）。这种迫害同西方的情况相似，仅限于佛教机构和僧侣，并不包括普通信徒。结果，就中国文明的全面发展而言，佛教的介入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的确，佛教对中国的哲学、玄学、艺术和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它并不象基督教改造了欧洲社会那样，从总体上改造了中国社会。
最后，应该指出，虽然佛教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宗教，但决不是唯一的一个。这块适应佛教的自由土地也适应其他宗教，鲁宾的经历可清楚地说明这一点。鲁宾是一位聂斯脱利派教徒，中国人称他为阿罗本。他于公元635年到达后朝，受到了皇帝的接见。皇帝下令将他的书译成中文。由于这位使者及其信仰给皇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皇帝颁布了下列敕令：
“道”（一般真理或宗教的道）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世上圣人不止一个。教义也随国家的不同而变化，它们给全人类带来好处。阿罗本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他来自遥远的大秦（罗马帝国），从那里带来了他的偶像与经籍，在我们京城传播。经检查我们发现，他的教义深刻而又温和；经研究我们发现，他的原理着重强调好的、重要的东西。他的说教简洁，推论合理。这样的宗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特允许它在我们帝国自由传播。
在其统治的最后一个半世纪中，唐朝统治者面临一个王朝衰落时通常遇到的种种问题。帝国开支超过税收。同样，人口增长大于土地供给，农民家庭不再能分得小块土地。“均田制”被破坏，富贵人家再次搜刮农民，扩大其地产。由于税收制是以人头税为基础，因此，支付不断增长的帝国开支的捐税负担，都落在农民头上，而这时农民占有的土地正在减少。
政府作出的反应是日渐把人头税改为土地税。这虽使税收增多，却无法阻止自由农民人数的下降。这一下降意味着自卫军和徭役方面的人力资源相应减小。帝国防卫日益依靠外国雇佣军和边境地区的“蛮族”部落；这些人远没有过去的自卫军可靠。所以，751年，中国军队在南部的云南和中亚的怛逻斯均遭失败。后一战役尤为重要，因为它使胜利者穆斯林阿拉伯人能够让曾是佛教的最早据点之一的广大地区，开始皈依伊斯兰教。
唐朝皇帝又设法继续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但这是一个形势不断恶化的时期。京城不适当的刺激性的奢侈生活，加之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使许多省份发生叛乱。朝廷虽得到了地方军事首领和边境地区各“蛮族”部落的援助，但这些人很快就摆脱朝廷的控制，无视皇帝的命令，为争夺注定灭亡的朝廷的继承权，相互之间展开了斗争。结果，907年，一位叛军首领废黜了唐朝末代皇帝，洗劫了长安城。此时帝国已四分五裂，开始了为时半个世纪的所谓的“五代”时期。最后，一位有才干的军事将领重新统一全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宋朝。宋朝同唐朝一样持续了大约三个世纪（960-1279年）。
应该指出，唐、宋之间仅相隔短短半个世纪的分裂，已成为中国以后历史的模式。国家再也没有象在汉朝崩溃以后那样，经历长达数世纪的混乱局面。其原因是，自唐朝起，中国文明规模巨大，根深蒂固，不可能形成长期分裂的状态。如果帝国的统一被西方的多种多样的变化所取代，或许这一文明会变得更富有革新精神，更具有创造力。这只是历史上必须加以思索的一个“如果”。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中国人自己认为分裂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是反常的、不幸的。有句古话说道：“犹如一个天空不能有两个太阳，中国不能有两个国家或两个皇帝。”。
一、隋朝统一中国
隋朝（589―618年）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大约早八个世纪的秦朝一样。两者都在经历长期的混乱之后，重新统一了中国，然后，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这过程中，它们都沉重地压迫人民，都遭到了众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以致都几乎是其创立者一死便崩溃。
秦朝统治者的伟大贡献是：统一全中国，修建公路和开挖运民修筑长城，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扩大并巩固疆土。隋朝统治者的成就与此非常相似，且同样穷极民力财力。他们重建部分失修的万里长城，开挖后被称为“大运河”的庞大的运河系统的主要河段。这一大运河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但为此付出的财产和生命的代价是十分昂贵的。后来，一位中国作家评论道：此项工程的发起者隋炀帝“虽使他的朝代缩短了许多年，但给子孙万代却带来莫大的好处。他虽实行暴政，但其统治将被认为具有不朽的功绩”。
拓疆扩土的一系列战争，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战争使帝国的疆域扩大到包括台湾、印度支那的安南和占婆以及西北部的甘肃在内的地区。但是，征服朝鲜最北部领土的企图却惨遭失败；当时的朝鲜分成三个王国。连续四次入侵，都被不屈不挠的朝鲜军击退。于是，不满的士兵发动兵变；而全国各地的农民，也因赋税过重而起来造反。隋炀帝逃到南方，618年被暗杀。几个觊觎王位者随后展开争夺，获胜者建立了唐朝，唐朝被中国和西方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最辉煌的朝代。七、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的意义
1000年至1500年间，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的一个结果是在欧亚大陆出现了新的势力平衡，其中伊斯兰教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15世纪后期，当西方开始海外扩张时，伊斯兰教已在陆上朝四面八方扩张。奥斯曼土耳其人正渡过多瑙河进入中欧；中亚除东部边缘地区外，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莫卧儿人将开始实际上对整个印度半岛的征服。而且，伊斯兰教正向欧亚大陆核心区的遥远的边缘地带推进。在非洲，伊斯兰教从两大中心稳步传入内地。它从北非沿岸穿过撒哈拉大沙漠传入西非；在这里，许多黑人穆斯林王国蓬勃兴起。同样，它从东非沿岸的阿拉伯殖民地传入内地各国，其中包括基督教努比亚王国这一王国后被伊斯兰教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见第十七章）。
阿位伯和印度商人还将伊斯兰教带入东南亚。在这里，同在非洲和文明程度较低的其他地区一样，皈依伊斯兰教比较容易，因为这一新的宗教仪式简单，适应性强。所有要成为穆斯林的人，只须反复念诵这句话即可：“找证明，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新增加的伊斯兰教仪式，通常接受并尊重当地的习俗和传统。因此，这一宗教信仰的传播不是靠剑，而是靠商人不引人注目的工作；这些商人通过学习当地居民的语言，接受他们的习俗，同他们的妇女通婚，改变他们的新亲属和商业伙伴的信仰，来争取他们。下面这段话，描写了这些商人传教士所使用的方法，虽说是在菲律宾，但也能说明早期其他岛屿的类似情况：“这些穆斯林采用当地人的语言，按受他们的许多风俗，同他们的女子结婚，购买奴隶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最后，成功地挤进了地位最高的首领的行列；这些对于他们将自己的宗教传入这一国家较为有利。”
1292年，马可・波罗访问费莱克（今亚齐）时，发现那里有许多穆斯林。“众所周知，费莱克人民过去都是偶像崇拜者。但是由于同经常乘船来此的萨拉森商人接触，现在，他们都改信了穆罕默德的教义。”到15世纪末，伊斯兰教向东最远传到菲律宾的棉兰老岛。马六甲的穆斯林国家，是著名的商业中心，控制着经过海峡的所有贸易，在传播伊斯兰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吸引着来自印度和整个东南亚的商人，而且通过提供指导富裕的赞助人的机会，吸引了著名的教师和经师。马六甲最大的成就是，使爪哇皈依伊斯兰教；爪哇的穆斯林君主，推翻前印度教的麻喏巴歇王国的胜利，正是这一皈依的标志。若把东南亚看作一个整体，那么，穆斯林主要的中心正如所期望的那样，是那些贸易交往最为活跃的地区：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
在这五个世纪中，伊斯兰教传遍欧亚大陆，使其领土几乎增加两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7、8世纪，在初期扩人阶段，伊斯兰教已将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湖；而在晚期扩张阶段，它又使整个印度洋成为穆斯林湖。这意味着当时，尤其是1995年伊儿汗国信奉伊斯兰教以后，从亚洲运往欧洲的所有货物，实际上是沿穆斯林所控制的陆路水路运输的。124O年后的几十年里，虽然蒙古帝国使欧亚大陆间的安全旅行和贸易成为可能，但这几十年只是早期和晚期扩张阶段中的一个插曲；而在这一时期，阿拉伯突厥人控制着中亚和中东，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到1500年，伊斯兰教的继续扩张，还使它成为一股世界力量，而不仅仅是中东的势力。这一点至今仍深刻地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如今印度半岛之所以分成两部，穆斯林政治集团之所以在东南亚影响甚大，伊斯兰教之所以成为非洲的一股强有力的、迅速发展的势力和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人们的信仰，原因就在于此。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他们还促进了欧亚大陆间的相互影响。众所周知，在技术领域里，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导致了中国发明的大批传播，其中包括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等（见第十二章第三节人在伊儿汗国统治的波斯，也可看到这种相互影响的情况；波斯因所处的地理位置，受到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影响。据了解，中国炮兵曾去过波斯，在蒙古军队中服役；另外一位名叫傅梦之的人提出了中国的天文学原理；中国医生曾在伊儿汗朝廷里工作；中国艺术家曾对波斯的微型绘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欧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和外交领域中。在首都大不里士，聚居的意大利商人们生意十分兴隆；伊儿汗国从他们中间征募了一些使者和翻译，让他们肩负着各种使命，前往欧洲。其中当然有马可・波罗，他在护送一位蒙古公主从中国到波斯、同伊儿汗国的大汗结婚以后，继续向威尼斯航行。
最后，由这种相互影响提供的机会，又被正在欧洲形成的新文明所充分利用。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直到现在，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欧亚大陆其他各文明过于一成不变。最初，伊斯兰教世界似乎很容易适应和改变新的东西。尽管伊斯兰教有其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原始背景，却非常善干接受已形成的伟大文明，创造新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但是，这引起了伊斯兰教教义与希腊唯理论哲学及科学之间的必然、内在的紧张关系。哈里发马蒙（813－833年）早年曾大力支持古典名著的翻译，信奉唯理论者的学说，认为《古兰经》是人创造的，并不是永恒的。但他的继承者则完全不同，他们支持保守的神学家，这些神学家指责所有科学的、哲学的推测，认为这将导致异端和无神论。
在人们开始相信寻求上帝比了解自然更为重要的意义上，这一点意味着经院哲学的胜利。中世纪早期，蛮族入侵后，这种经院哲学在西方也很盛行。当时罗马教皇统治了文化生活，神学被公认为各门科学的“皇后。”如今，在伊斯兰教世界，随着蛮族――十字军、柏柏尔人、贝都因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的一系列侵略，出现了同样的发展情况。在这里，如同在西方一样，人们面临巨大的灾难，为了得到救济和安慰，只得求助于宗教信机。但在西方，经院哲学最终追到驳斥并被取代，而在穆斯林世界，它却一直居统治地位至19世纪末。
伊斯兰教著名的神学家加扎利（1058―1111年），在其著作《哲学的矛盾》中，猛烈地攻击了整个世俗学派。他争辨说，神的启示是真理的最终源泉，理智应用于摧毁信任本身。他受到了穆斯林亚里土多德学派的著名哲学家伊本・路西德（1126―1198年）的挑战。伊本・路西德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被西方人称为阿成罗伊。他在《矛盾的矛盾》一书中宣称：认识应服从理性的判决，哲学对伊斯兰教并无害处。但他决不是一个唯理论者，他强调民众应接受“神学”教育，因为他们在理智上既不期望、也不具备哲学推理的能力。然而，他所认为的能接受“哲学“教育的知识阶层，却拒绝他的主张，指责他虚伪，怀疑他是无神论者。
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之父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在其著作中反映了这一正统派反应的广度。他最先将历史看作是关于诸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科学，而不是当时传统的编年史和有关某一事件的作品。然而，这位学识渊博、富于创造力的思想家，却认为哲学和科学是无用、危险的。他说：“应该明白，哲学家所持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物理学问题对我们的宗教事务或日常生活来说，无关紧要，所以我们对此不必理会。……任何研究它［逻辑学］的人，只有在完全掌握宗教法规，且研究了《古兰经》的解释和法学之后，才应从事这项工作。不懂穆斯林宗教科学的人，是不应致力于此事的。因为缺乏这一知识的人，几乎无法躲避有害面的侵蚀。”
因此，在穆斯林世界中，智力的发展与创新停止了；在欧洲诸大学极度活跃的同时，伊斯兰教学校却满足于死记硬背权威性的教科书。800至1200年，穆斯林世界远远超过西方，但到16世纪时，这种差距已经消失。此后，西方迅速发展，突然跑到了前面，而伊斯兰教世界则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下面这段话生动地描写了这两个世界间的差别：“白昼逝去了，伊斯兰教医学和科学却反射出古希腊文化的太阳的光芒，它象一轮明月，照亮了欧洲中世纪漆黑的夜晚；有些明亮的星星也闪烁着各自的光芒。但在新的一天――文艺复兴――的黎明，月亮和星星却都变得暗淡无光。”
西方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之间，也呈现出类似的差别。原因很简单，只有西方实现了趋向近代思潮的重大转变。印度和拜占廷均被伊斯兰教征服，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中国虽然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并于1368年将他们驱逐出去，但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势感――一种对外国以及蛮族的所有东西近乎本能的敌意和轻蔑。148O年，俄罗斯也取得了推翻蒙古统治的胜利，但长久的创伤依然存在。这个国家已拒绝西方吹来的清新之风达两个半世纪之久；因此，蒙古人的思想和习俗已为莫斯科大公国和东正教的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
在这一般格局中，唯独西方是个例外。只有西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出现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这一新文术立即表现出自身的优越性，不仅传入欧亚大陆，而且传遍全球。如前所述（第十一章第六节），蛮族侵略的毁灭性的冲击，是形成西方这种独特性的原因所在；它埋葬了古典文明，让新观念和新制度生根、繁荣。后面几章首先介绍位于伊斯兰教世界两侧的传统的拜占廷文明和儒家文明，然后分析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革命的西方文明。六、穆斯林突厥人的复兴
由于蒙古人人数极少，因此，他们源源不断地招募大批突厥人入伍。然而，随着蒙古帝国的分裂，这些穆斯林突厥人立刻占据了显著的地位，与蒙古人入侵前他们在哈里发王朝所占据的地位相同。为了控制欧亚大陆中部平原，这时一批批军事冒险家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是帖木儿，欧洲人称为塔米兰。他于1369年占领撒马尔罕，由此向各处出击。首先消灭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然后打败了俄罗斯的金帐汗国和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甚至还侵入印度，洗劫了德里。他决心将首都撒马尔罕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因此，每次战斗之后，他都要送回满载战利品的车队，以及工匠、艺术家、占星术家和文人等。鼎盛时期，帖木儿帝国的疆土从地中海延伸到中国；他在1405年去世之前，正准备入侵中国。然而，在他去世之后，其帝国的分裂比蒙古帝国还要快得多。
继帖木儿之后，最显著的发展是穆斯林突厥人在印度和拜占廷的扩张。13世纪，在蒙古人的威胁的逼迫下，德里的突厥人苏丹仅控制着印度北部。14世纪，随着这一威胁的消除，他们开始向南扩张，抵达吉斯德纳河，占领了印度半岛三分之二的领土。然而，帖木儿的侵略，使当时的印度北部和中部形成了许多小国，这些小国由突厥人统治，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来恢复德里苏丹的统治。同时，伊斯兰教势力对印度大部分地区的扩张，引起印度教教徒的反抗，结果形成了印度教大国维查耶那伽尔，其领土包括吉斯德纳河以南整个印度地区。这就是16世纪，当另一个穆斯林突厥人王朝，莫卧儿帝国，从外部强行统一印度半岛时，这里所存在的分裂状况。
与此同时，在中东，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损害拜占廷的情况下；使伊斯兰教的疆土不断扩展。这些来自中亚的入侵者，乘塞尔柱帝国衰微之时，进入该帝国，在小亚细亚的西北角定居下来，那里距分隔欧亚两洲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不到5O英里。1299年，这些土耳其人的首领奥斯曼摆脱塞尔柱君主的统治，宣布独立，并将他的国家从地位低下的小国，发展成为以其名命名的、伟大的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人征服的第一步，是占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廷领土。由于基督教农民对拜占廷当局的不满，以及从中东各地蜂拥而来、同基督教异教徒作战的伊斯兰教武士的大力支援，1340年，这一征服宣告完成。接着，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首次插足于欧洲，于1354年在加利波利建立一个要塞。他们选择了一个几乎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进军欧洲。这时，敌对的基督教教会之间的冲突，拜占廷、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诸国的相互竞争，将巴尔干半岛弄得四分五裂；而且这些国家均处于衰落时期。另外，同小亚细亚的农民一样，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农民也对统治者不满。西方基督教国家已经分裂，它们即使愿意，也无法援助巴尔干半岛各国；何况，天主教和东正数之间早已存在着隔阂，它们并不愿意予以援助。这便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扫清了道路，并且，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一大好时机。
1362年，土耳其人占领阿得里安堡；1384年，夺取索非亚，从而包围了君士坦丁堡。然而，1402年，帖木儿打败并俘虏了他们的苏丹，随后几十年，他们被迫转移。但帖木儿的统治只是昙花一现，14O5年他的去世，使奥斯曼土耳其人获得自由，得以重建他们的统治，继续对外侵略。终于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从而结束了长达1000年的帝国历史。15世纪末，除几座由威尼斯控制的沿海堡垒外，他们已统治了多瑙河以南的整个巴尔干半岛（详情见第十五章第四节）。五、蒙古帝国的衰落
尽管在巴勒斯坦吃了败仗，但这时的蒙古帝国仍是一座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庞大建筑，除成吉思汗最初征服的地区外，它还占有俄罗斯、中东和中国南方。蒙古陆军在从波罗的海沿岸到缅甸一带活动，而海军则在进攻日本和爪哇。不过，这个庞大的帝国这时确已开始崩溃，实际上仅几十年后，它便不复存在。
当然，其原因并不仅在于败给了马木鲁克军队。卷入那场战斗的蒙古军队很少，蒙古人仍在期望能迅速前去报复；这种报复，是以往少数赢得个别战斗胜利的对手所逃脱不了的。然而，这种情况这次却未再发生，其原因是帝国的崩溃过程已经开始。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崩溃与过分的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扩张到欧亚大陆两端之后，即使是具有高度机动性的蒙古人，这时也发现他们正陷入困境。除在歌利亚发源地的失败之外，1285年至1303年，蒙古人对印度的进攻也被德里的突厥人苏丹所击退。在缅甸和越南，蒙古人还发现森林作战完全不同于平原上的骑兵袭击。蒙古海军的海外征服也未能奏效。1291年，派去进攻琉球群岛的舰队甚至连这些岛屿都没有找到；一支派往爪哇的远征部队，两年后，损失惨重地撤了回来。最大的海外征服是进攻日本，1274年和1281年，蒙古人向日本派遣了大批远征军。日本人顽强抵抗，最后被一股西南台风所营救；这股台风吹毁了敌人的船只，日本人感激地称它为“神风”。这样，在海上如同在森林里一样，蒙古人的扩张受到了限制。
然而，不仅仅是欧亚大陆两端和海上诸岛难以征服，对蒙古人来说，更严重的是他们发现无法保住已经征服的地区。首要的问题是：同属国人民相比，他们人数太少，太不开化。正如普希金所说的那样，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因此，他们一旦从马上下来，在征服的地区居住，就很容易被同化。在这方面，蒙古人与阿拉伯人迥然不同：阿拉伯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这一语言和信你为属国人民所乐于采用，并成为帝国统一的强有力的纽带。蒙古人没有阿拉伯人先进，丝毫不具备这种优势。恰恰相反，蒙古人采用了比他们更先进的属国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其帝国创立后不久即崩溃的根本原因。
忽必烈将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的决定，恰好表示了这一同化过程。他在中国人设计的宫殿里进行统治，举行复杂的儒教仪式，建立新的孔庙，因此必将成为中国式的皇帝。作为大汗，忽必烈只是蒙古各汗国名义上的君主，其实地的权力仅限于中国。最初，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曾与他争夺大汗王位，经过四年的斗争，忽必烈才取得胜利。后来，他的堂弟，控制着突厥斯坦的海都也与他争位，于是，爆发了长达40年的内战，最后以双方相持不下而告终。因此，蒙古帝国的毁灭，不仅是由于文化上受到同化，而且还由于王朝内部的争斗。
忽必烈成为中国皇帝的同时，旭烈兀也变成了波斯的统治者。他以大不里士为都，建立了所谓的伊儿汗国（伊儿汗一词意为“附属汗”，即指波斯的蒙古统治者从属于大汗）。1295年，旭烈兀的继承者着伊斯兰教为国教，这反映并促进了伊朗-伊斯兰教环境对蒙古人的同化。同样，高加索山另一边的金帐汗国也自行其事，接受了当地东正教文化和正式的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不久以后，只有蒙古本上的那些蒙古人仍保持着纯蒙古血统；在那里，他们受到佛教的影响，从此变得湮没无闻。四、蒙古帝国
王位空缺两年后，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继位为大汗。在位期间（1229－1241年），他继续对欧亚大陆两端约相距5000英里的中国和欧洲征战。在中国，1234年蒙古人歼灭了北方金朝的残兵，随即进攻南宋。宋兵顽强抵抗，战争持续了45年，最终被彻底消灭。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兵15万，被派往欧洲西部。1237年秋，他越过伏尔加河中游，进攻俄罗斯中部各公国，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城镇，其中包括当时不太重要的城市莫斯科。到1238年3月，他已逼近波罗的海沿岸城市诺夫哥罗德，但他担心春雪可能将骑兵困在泥泞中，因而突然撤兵南下。
两年以后，1240年夏，蒙古人从高加索基地再次进攻俄罗斯南部，到12月，占领了俄罗斯古都基辅。蒙古人对当地居民极为残暴，当时一位僧侣记载说，幸存者寥寥无几，他们“非常羡慕死者。”第二年，蒙古人继续西侵，进入波兰和匈牙利，在西里西亚的利格尼兹，大败德意志军3万人。然后，穿过冰封的多瑙河，占领萨格勒布，最后到达亚得里亚海岸。至此，蒙古军队控制了从亚得利亚海到日本海的欧亚大陆广大地区。1242春，蒙古传来窝阔台大三、早期征服
即使具有军事天才和精良的武器，如果不是恰好出现在适当的历史关头，成吉思汗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征服者。若在汉朝或唐朝，团结强大的中国能轻而易举地制止他；最强盛时期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也能阻止他。然而13世纪初期，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却完全不同了。中国这时已分成三个小国：统治北方的金朝、控制南方的宋朝和西藏党项人建立在西北的西夏王朝。中国的西面，是建立在绿洲城市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基础上的喀拉开国；喀拉汗国西边，奥克苏斯河畔，是穆斯林王国花刺子模，再往西就是巴格达的阿投斯王朝。但是，花刺子模和阿披斯王朝这时均处于衰落时期。
1205至1209年，成吉思汗首先征服了西夏，迫使它成为附属国。1211年进攻中国的北方，占领了长城以北地区，然后于1213年，突破长城防线，进入黄河平原。到1215年，他已劫掠占领了北京，而且得到了那些知道如何围攻城市的中国人和知道怎样开发和管理农业社会的外国人的帮助。按照他的总战略，这时，成吉思汗转而进攻周围游牧部落的领土。1216年满洲沦陷，1218年朝鲜失守，次年喀拉汗灭亡。
完成上述地区的征服后，他已接近花刺子模边境，并于1219至1221年，占领了这个国家。富饶且古老的城市如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巴尔赫均惨遭抢劫，居民们被大批屠杀，只有熟练工匠幸免于死，被送往蒙古。中国一位道士当时旅经此地，这样记载道：“我们经过伟大的城市巴尔赫，这里的居民前不久因反抗成吉思汗而惨遭屠杀，不过在街上，我们仍能听到狗叫声。”其实，巴尔赫已变成一座鬼城，而且是遭到如此厄运的许多的城市中的第一个。花刺子模的受侵害的统治者躲到里海的一座小岛上避难，并死于那里，而他的儿子则向东逃到印度。但在印度河上游沿岸，他又被无情的蒙古军打败，于是逃亡德里；这里的突厥人苏丹因被残杀吓呆，准许他在此避难。
蒙古人并不满足在中东和印度取得的这些惊人的胜利。他们转而向北进攻高加索，在那里打败了格鲁吉亚人。随后，继续向乌克兰挺进，1223年，打垮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80O00俄罗斯军人。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因西夏反对他的统治而返回蒙古，再次指挥对西夏王朝的战役，并获得胜利。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功绩，不久以后，即1227年，他去世了。遵照遗嘱，他被埋葬在家乡，他生前选择的一棵大树下。为了确保坟墓的位置不被发现，护送尸体到现场的人全被杀害。二、成吉思汗
在突厥人成为穆斯林世界的统治者的同时，遥远的蒙古，有位不引人注目的首领正在开始他的征服生涯；这一征服最终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的形成。成吉思汗（也可拼成Chinggis，Chingis，Jenzhiz等），原名铁木真，生于1167年，是一个较小部落首领的儿子。铁木真12岁时父亲中毒身亡，结果，这位未来大汗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惨。铁木真精通部落政治这门复杂的艺术，它需要将忠诚、狡猾、无情的背叛及自身的勇猛等各种因素创造性地混合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他能战胜早年的地位低下，在转而反对他的首领，并消灭所有对手之后，最后完成了蒙古各部落的统一。120s年，在“库里尔台”，即蒙古各部落酋长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得尊号成吉思汗，意为“世界的统治者”。
现在，他能满足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征服和掠夺欲望。据说他曾说过：“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在这方面，成吉思汗与在他之前的草原征服者们没任何区别。那么，为什么只有他注定成为欧亚大陆绝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呢？这个问题颇为吸引人，因为，作为一个蒙古人，成吉思汗没有其他游收征服者――主要是突厥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源。蒙古各部落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不过100万人，这最多只能为他提供12500O名军人。以如此有限的兵力，他怎能成为近乎名副其实的“世界的统治者”呢？
成吉思汗从各游牧武士所具有的内在优势入手。其实，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作战演习的不断训练。这些武士身穿毛皮衣服，外备新马作为补充，能在极少休息、吃饭的情况下骑马连续行军几天几夜，他们将“闪电战”引入13世纪的世界。据说，他们在匈牙利平原作战时，三天走了270英里。他们用皮袋装水；皮袋没有水时，又能充气在游泳渡河时使用。他们通常靠农村居民生活，然而，如有必要，也喝马血、马奶。从小学到的打猎技术，使他们能控制长距离飞奔的马群。蒙古人最喜欢的战术是假装溃逃，这时，敌人很可能会一连好几天追逐他们；结果只能是受骗中计，遭到伏击、全军覆没。其他战略战术还有：将树枝拴在马尾巴上，扬起灰尘，以及让假人骑在多余的马上，给人以大部队在行军的假象。
蒙古人最基本的武器是大型混合弓，这种弓比英国人的长弓更具杀伤力，其穿甲箭能在60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