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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于 2002-04-05 04: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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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
波里比阿
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说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所有各种事件，最终又归于一个结局……因此，要对历史的全貌有一个实际认识，不能不说个别的历史已用处甚微。只有将各事件与总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点和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历史的全貌；才能在研究历史时，不仅得到乐趣，且有所裨益。
波里比阿
当代世界的痛苦就如产妇分娩时的阵痛，一个规模空前的人类社会正在如此巨大的痛苦中诞生……我们目击的一切重大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全球性，把我们目击的重大事件与过去的、有史以来的一切重大事件区别开来的也正是全球性。
埃廷尼・吉尔森第一章 引言：世界史的性质
……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份，便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
一、世界史的目的
对历史进行全球性深索的方法是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崭新起点。从十八世纪启蒙时代起，历史研究注重国别史，而不注重人类史。但是近年来，当代各重大事件的全球性日益显著，人们对世界史的兴趣也随之大增。由于宇航员几小时内即可绕地球飞行一周，甚至登上月球，由于报上刊载的有关亚非的文章，其数量并不少于有关欧美的文章，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观察历史的视野必须愈益扩大。要了解这个名符其实的“一个整体”的世界，研究世界史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人们之所以致力于世界史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实用价值。同样重要的是，人类历史自始便具有一种个容忽视，必须承认的基本的统一性。要确切认识西方的历史或非西方的历史，没有一个包含这两者的全球性观点是不行的识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臾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
确实，这种相互影响在哥伦布和达・伽马进行海道探险之前，是时断时续，微不足道的。哥伦布、达・伽马及其后继者在短短几十年间使世界各地区开始直接交往，这种交往日益频繁，持续至今。与此相反，1500年以前的各人类社会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彼此隔离的状态之中。不过，这种闭塞状态从来不是绝对的。早在欧洲人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漫长数千年中，人类各部分实际上已在相互影响，只是相互影响的程度随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本书论述1500年之前的历史时期，本书的主题实质上就是由这一时期中人类各部分相互影响的详细情况构减的。1500年以后，由于人类的通讯联系日渐加强、交通工具不断发达，整个地球以加速度日益缩小，现在，竟被人们称为“宇宙飞船式的地球”或“地球村”。二、世界史的结构
如果说世界史是全人类共同的历史，那么，便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可以在课堂里讲授世界史呢？常有人发表这样的看法，按其定义说来，世界史当包罗一切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史，它包含的内容过于浩繁，因此不适宜在课堂里讲授。也有人指出，仅仅教西方文明史就已感到难以应付，如何还能把其他地区如中国、印度和中东的文明史也都包括进去呢？当然，回答只有一个“不能”，只能说，按照这种定义的世界史显然是无法在课堂里讲授的。但是，上述定义并不准确，实属误解。正如西方历史不是西方各国历史的总和，世界历史也不是世界上各种文明的总和。
如果研究西方文明须逐一考察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巴尔干半岛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那么这一研究显然会行不通。但实际上这一研究是可行的，因为我们不能采用搭积木式的方法，而应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整个西方发生影响的那些历史力量或历史运动之上，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十字军东侵、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革命、科学和工业革命，等等。研究世界史也同样如此，不过，世界史的舞台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地区，因此，研究重点应放在那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之上。
例如，旧石器时代，人类在非洲大陆上出现，并逐渐扩散到欧亚大陆、澳大利亚和南北美洲。新石器时代，农业取得了决定性进展，随即产生了金属制造和其他各种技术，从而导致了城市生活和文明的产生。这些技术发源于中东，并向四周扩散，从而发展了欧亚大陆诸伟大的文明，包括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中东文明和欧洲文明。虽然这些文明由于某些强大的、跨地区的历史力量，诸如希腊文化、基督教、怫教和来自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的游牧部族的多次入侵，而程度不同他相互影响，但几千年来，它们的发展一直是平行而独立的。1500年以后，欧亚大陆的这种平衡状态逐渐为由新兴的西方促成的全球性一体化状态所取代，这种一体化状态在19世纪时发展到顶点，转而导致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霸权。20世纪的历史，实质上是日甚一日地反对世界霸权的历史，是西方的技术和思想的迅速传播迫使人们冒险探索一条通向新的世界平衡的道路的历史。以上是世界史的基本原理和结构的简要说明。三、世界历史地理
正如世界史通常被认为是世界各地区文明史的总和，世界历史地理也被认为是构成地球表面的各大陆地理的总和。其实；后一种观点同前者一样，是机械的，是一种曲解。把地球划分为若干大陆这种传统的方法，对学地理的学生也许有用，但对学世界史的学生，却没有多大意义。正如世界史的结构要求我们着重研究对人类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那些历史运动一样，世界历史地理也要求我们着重研究发生那些历史运动的区域。
如果这样做了，我们就会发现，有一块陆地在世界上跟有独一无二、无可争辩的地位，这就是欧亚大陆――它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心脏地区。欧亚大陆占地球陆地总表面的五分之二，其人口为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人类最先进、最持久的文明就是在那里发展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人类的历史也就是欧亚大陆各文明地区的历史。
欧亚大陆的地位何以会如此优越，其主要原因，也许可用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亚兹的观点来说明：
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
换句话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它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它们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相互影响的机会求得发展，这种可接近性就常会带来被同化或被消灭的危险。相反，那些处于闭塞状态下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因而，被淘汰的压力对它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它们可以按原来的状况过上几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
欧亚大陆诸民族显然是可接近这一原理的主要受益者。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使它们全都可以互相接近，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随着科技的进步，欧亚大陆各地区之间的交往日益便利，它们日甚一日地相互促进、相互威胁。
欧亚大陆幅员辽阔，把它看作一个地理单位是不行的，因而，须将欧亚大陆诸地区划分开来。将欧亚大陆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也是不行的，这样的划分在地理上和历史上都是一种曲解。从地理上看，欧洲与亚洲显然既不相等，也不能相比。打开地图，一眼便可看出，欧洲只是欧亚大陆的一个半岛，举例说，约相当于印度半岛。从历史上看，欧洲也比不上亚洲，而只能与欧亚大陆的另一个文明中心如印度相比。无论从地域范围、居民的数量和种类、或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复杂性，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欧洲与印度极相类似。因此，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不应把欧亚大陆看作是由欧洲和亚洲这两块大陆组成的，而应看作是由中东、印度、中国、欧洲和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区这五失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地区组成的。
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这四块地区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孕育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这些文明使欧亚大陆成为起重大作用的世界历史中心地区。更明确地说，中东的文明中心包括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及伊朗高凤印度的文明中心位于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中国的文明中心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欧洲的文明中心在地中海北岸地区――这一地区从米诺斯文化时期至中世纪末期，一直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应该说明，这里所说的欧洲包括北非。因为北非在历史上与欧洲和中东的联系，比较起与撒哈拉大沙漠这一天然屏障以南地区的联系，要密切得多。因此，本书的“非洲”一词仅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区拥有无边无际的草地，从东方的中国东北部一直延伸到西方的匈牙利。它为由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向外伸展的各文明中心进行交往提供了一条陆上通道。靠大草原养活的游牧民们总是赶着他们的牧群，到处迁徙，并随时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去攫取北京、德里、巴格达和罗马的财富。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创造了欧亚大陆古老的核心文明，而大草原则便利了这些文明之间的接触和联系。这种联系，有时取和平的方式，即通过陆上贸易的途径；有时则取侵掠的方式，即贫瘠的内陆地区的游牧部族不断地去劫掠使他们馋涎欲滴的富庶的外国区域。因此，欧亚大陆的历史基本上是在游牧部族与定居文明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形成的。来自游牧部族的不断的侵掠常常造成了涉及范围广泛的强大的部族迁徙运动。这种侵掠不仅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而且也具有革新的作用。它将没落的王朝、僵化的制度和陈旧的习俗扫荡殆尽，而导入新的民族、技术和思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亚大陆历史的发展进程。1500年之前的欧亚大陆的历史分为上古时期、古典时期和中古时期――这是本卷所要研究的三大历史时期。这三大历史时期的主要转折点的到来，大体均起因于游牧部族的侵掠活动。
非欧亚大陆世界由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这三块大陆组成。根据可接近性的原理，它们较之欧亚大陆，其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彼此之间没有建立起任何联系。
只有非洲与欧亚大陆有过交往关系，但是，由于非洲与欧亚大陆之间及非洲本土的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断断续续、微乎其微。不过，非洲人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确是依靠外来的促进，如从外界引进农业、炼铁技术、新的植物和动物，等等。因此，中古时期，在毗邻撒哈拉沙漠南部的苏丹地带，非洲人能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帝国，这些帝国在某些方面可与同时代欧洲的帝国相比。
对比之下，美洲印第安人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阻碍，因为他们于15000年前，从亚洲东北部渡海到美洲之后，一直处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虽然他们在墨西哥、中美和秘鲁也发展起给人印象深刻的文明，但总的发展水平是不能与非洲人相比的。
澳大刮亚的土著居民生活在遥远的海岛上，与大陆完全隔绝达30000年之久，因而，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的阻碍最大。他们全都停留在食物采集阶段，与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非洲人除了霍屯督人和你相术人还处于食物采集阶段外，在苏丹地带已建立起庞大的帝国；美州印第安人虽在加利福尼亚和火地岛仍有部分食物采集者，然在其他地方已有了先进的阿兹台克人文明、印加人文明和玛雅人文明。实际上，南太平洋给澳大利亚造成的隔绝状态，既阻碍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又使古代的某些动植物如桉树属植物、单孔目动物和有袋目动物得以幸存下来。
欧亚大陆历史悠久的高级文明、非洲和南北美洲同时并存的庞大帝国和食物采集者集团、澳大利亚普遍而单一的旧石器时代的生产水平――这些就是15世纪当欧洲人向海外探险时所遇见的各人类社会极为不同的情形。
全球的格局决定了本书的结构。在论述1500年之前的时代时，以欧亚大陆的文明为论述的重点，因为欧亚大陆的文明是当时最先进、在数千年中对人类发展的贡献也最大的文明。因此，本书的第二、第三、第四编论述欧亚大陆文明的发展进程，而第五编则概述非欧亚大陆世界的发展情况。第二章 人类――食物采集者
人类学为人类提供了一面巨大的镜子使人类能看到自身无穷尽的变化。克莱德・克拉克洪
对过去的研究和描述；是现代人取得的一项杰出成就，不过其重要性尚未被充分认识。古人对在他们之前发生的事了解甚少。希腊历史学家中最无偏界的修昔底德开始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曾说过，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没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对历史的不了解，使他对雅典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和光荣不能有所认识。相比之下，我们这一时代比过去任何时代更注重历史。对埃及人、希腊人和中国人的早期历史，我们比他们自己知道得还多。而且，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古生物学和生物学诸领域的科学家们，已把我们的知识应用到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之前的史前时期。这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人类只是在大约5000年前刚学会书写，而人类的祖先即原人的起源却可以追溯到约200万年前。在这一章里，我们将研究文明史之前的十万年。人类的真正形成；就发生在这一漫长的岁月里。不过，那时的人还不象其后裔那样，以耕种务农为生；而是如同周围的其他动物一般，靠到处寻找、采集植物谋生。
一、人类的起源
我们所在的地球是一颗在小小的银河系中不停地旋转的小行星，与整个宇宙相比，小得出奇，就象太平洋上的一粒灰尘。地球形成于45亿年以前，约15亿年后地球上才出现最早的生命，即原生的单细胞生物。人们历来都认为生物与非生物有质的区别；不过，现在的科学家们已不再接受这种将生物与非生物截然分开的设想，而把生物看作是由非生物自然进化而来的。他们按组织的分类等级标准将所有的物质加以分类；非生物就是在这一组织的某一等级转变为生物的。说得具体些，电子、质子和中子相结合，形成各种原子；各种原子相结合，组成各种分子；各种分子再组成有机化程度不等的聚合体，其中某一类构成了生物。
生物又从低等级不断地向高等级进化：由微生物进化到原始植物，如海藻；继而进化到无脊椎动物，如水母、蠕虫；再进化到脊椎动物。这些脊椎动物约于三亿年前，和其旁系中的某些无脊椎动物、植物一起，开始成功地适应陆上生活。最早适应陆上生活的是两栖动物，接着是史前时期的大批爬行动物、鸟，最后是哺乳类动物。哺乳类动物在地球生物界居统治地位已达6000万年。
科学家们都毫无疑问地赞同这一说法：人类属于动物王国――明确地说，属于灵长类这一目；和人类一起同属于灵长类的，还有树第三章 人类――食物生产者
现在，倘若我们要对最早出现的有效的食物生产所带来的种种结果形成完整的概念（或者加以夸大），那么，也许会感到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人类的整个生活范围，从生物学方面（包括食物、人口统计、疾病，等等）到文化方面（社会组织、政治、宗教、美学，等等人已呈现完全新的面貌。罗伯特・杰・布雷德伍德
旧石器时代的人之所以能成为人，是由于他们学会了说话、制作工具和使用火。这些本领使他们远远地胜过周围的其他动物；不过就下述这一基本方面而言，他们与其他动物仍是十分相近的。他们仍象猎食其他动物的野兽那样，靠捕捉小动物为生；仍象完全倚靠大自然施舍的无数生物那样，靠采集食物谋生。由于他们依赖大自然，所以就没大自然所支配。为了追猎动物、寻找野果地或渔猎场地，他们不得不经常过着流动的生活；由于一块地方所能供给的食物有限，他们只好分成小群行动。据估计，即使在那些冬季气候也很温暖、物产丰饶的地区，每平方英里也只能养活一至两名食物采集者；如果在气候寒冷的地方，在热带丛林区或沙漠地带，那么每养活一名食物采集者则需有20至30平方英里的地盘。
一、农业的起源
正如前章所述，人类对大自然的依附性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印记。但是，当人类作出划时代的新发现――不仅靠采集食物，而且通过栽培植物也可养活自己时，这一依附性大大减弱了。于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人类面前，使人类的眼界大为开阔；从此，人类告别了旧石器时代，跨入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人有两个方面与他们的前辈――旧石器时代的人不同。新石器时代的人不再是用打制法，而是用磨制法制作石头工具；他们的食物来源大半甚至全部是靠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而不是靠狩猎或采集。这两方面的变化，以后者更为重要得多。倒不是故意贬低新石器的重要性，新石器较旧石器要更锋利、更经久耐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重大发明如犁和轮子正是由于经过用磨过的石头制成的各种切削器的加工，使用起来才极为便利。但是，把打制成的石斧磨得斧身平滑光亮、斧刃锋利的技艺，与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变为食物生产者这一转变相比，不能不退居到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
这一转变不是源于突如其来的灵感，不是由于某些史前时期的阿基米得明白了农业是怎么回事，高喊“我找到了”，于是这一转变就到来了。确实，早在农业革命之前，人们已普遍知道促使植物生长的方法，就象在哥伦布航海之前人们已知道地球是圆的一样。现已查实，现代的原姐人对农业毫无所知，可对当地植物的特性和生长情况却非常熟悉。他们知道：种子萌芽，长出植物，有了水分和阳光，植物才会茂盛；植物在某种土壤可生长得很好，而在另一种土壤却不行。这一类知识的获得，对现代原始人来说，是必不可免、很自然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生存取决于对周围动植物的实际了解。我们没有理由可怀疑，但有大量证据可相信，史前时期的人类是在与现代原始人相仿的环境下获得有关动植物的知识的。
如果有关植物生长的基本原理早在农业革命之前的数千年前就已为人类所知道，那么，为什么还要推迟如此之久才付诸实践呢？一个原因是，缺乏这样做的动力。与我们通常设想的相反，靠捕捉小动物为生的原始人在正常情况下过的并不是受饥挨饿的生活。他们从来不使自己的人口增长超出食物来源所许可的范围。相反，倒是采取堕胎、停止哺乳和杀死新生婴儿等办法来降低自己的人口数，以度过一年中食物来源不足的月份。因而，狩猎社会能在供求平衡的状态下舒舒服服地过上数千年而未生长出一种要求根本变革的推动力。在正常情况下，原始人不仅有充足的食物，而且还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只要狩猎到足够的动物，采集到足够的植物果实，他们就丕再有任何进一步工作的动机。有位权威人士说，“大量的资料表明，狩猎、采集者不仅有充足的食物，还享有大量的空闲时间，而且事实上，比现代产业工人、农业工人、甚至考古学教授所享有的还要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问题自然不再是人类为什么要长期地过渔猎、采集生活，而是为什么不再过这种生活。
人类所以推迟很久才转向农业的另一原因是，可以栽培的植物和可以驯养的动物为数较少。有史以来，人类所能驯化的正好具有某些必不可少的特性的植物只有几百种，动物只有几十种。因为适于栽培的植物须具有高产的可能性，最好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如果不具备这些特性，即使加以栽培也见不到什么成效。美国今日仍处于史前时期的印第安人能栽培苋属植物、生长在沼泽地带的接骨木、羊腿藜和向日葵，但是这些植物的产量非常低，对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起不了重大影响。同样，适于驯养的动物必须能失去一见人就逃之夭夭的天性，能在人类的饲养下繁殖，乐意吃人类提供的食物。欧、亚、非三洲的各个民族非常幸运，他们找到了能提供肉类、牛奶、羊毛，并可作驮畜的各种动物。而美洲印第安人则没有获得类似的动物，所以，他们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他们只好与无峰驼、羊驼和驼马这类产于安第斯山脉、属于偶蹄目骆驼科的半驯化动物打交道。
由上所述。可见如果不发生某种变化来破坏使狩猎社会得以安逸舒适地存在下去的平衡，农业的发生是不可设想的；而且，即使当这种变化到来时，农业也只能发生在那些能找到适于栽培的植物的地区。实际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如前章所述，更新世末期是气候剧烈变动的时期，气候的剧烈变动破坏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由来已久的平衡。于是，人类适应这一情况。利用所掌握的有关植物生长的知识，来生产食物。
人类在全球各地区广泛地试验驯化各种动植物，曾有着悠久的历史。而这时，已能在少数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提高所驯化的动植物的产量，大大地增加它们在食物来源中所占的比例，使原始公社的生活主要以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为中心。这就是与纯粹的驯化截然不同的农业革命一词的涵义。正是从这几个农业革命的中心地区，食物生产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逐渐传布到全球大部分地区。二、农业的传播
我们已确凿地知道，中东和中美洲是农业革命的独立中心；新近的研究表明，中国北部也是这样的一个中心。虽无确切的证据，但我们推测，在东南亚、西非和安第斯山脉，也许还有一些别的这样的农业中心。就中东和中美洲来说，这两个地区都具有某些独特的特点，这些特点似乎可以说明它们在农业革命方面所起的先锋作用。这就是它们都拥有大量的、品种多样的植物和动物。
现代的小麦、燕麦、裸麦以及现代的山羊、绵羊、牛、猪均起源于中东。同样，中美洲的两个小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其面积虽然仅为美国的1%，可盛产的植物品种却不亚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所产的品种。中美洲品种极其多样的原因在于，在一个极小的区域里，其海拔高度、气温和降雨量的分布却殊为不同，极其多样，从而造成了各式各样的植物生长环境。因此在中美洲，能成功地栽培植物，品种达几十种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玉米、苋、蚕豆和南瓜之类。
各种植物从各自原有的产地到适应各式各样的环境，进而在某个地区形成植物品种多样的农业，是经过了许多世纪的。这样形成的先进农业具有生产率水平高、使“人类生存有保障”的巨大优点。在这种地区，若一种作物因气候原因而不能生存，其他对天时地理要求不同的作物则可以生长，从而使密集的人口有可靠的食物来源，使人类文明成为可能。
有一点应该强调：从最早的植物栽培过渡到农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称之为“原始农业”阶段。在中东，这一阶段从约公元前9500年起，至公元前7500年止。在美洲大陆，这一阶段似乎更长。墨西哥的特瓦坎山谷是美洲大陆最早的植物栽培中心之一，那里的原始农业从公元前70O0年前后开始。据估计，200O年后，当地印第安人从以玉米为主的植物栽培中得到的食物，仅占他们食物来源的10％；到公元前3000年时，也只占食物来源的三分之―。直到公元前1500年前后，由于玉米和其他植物杂交，使产量大大提高，才成为当地人食物来源的主要部分，从而完成了从原始农亚到农业单命的过渡。
新的生活方式从这两个已初具规模的农业发源地――也许还有其比发源地，只是现在还不能确定――逐渐传播到全球各地。原始农业有两个特点促进了这一传播过程。一个特点是，在原始农业阶段，植物的栽培时断时续，常要转换地方。一块土地经开垦、种植若干年之后，就得放弃，让它在八年、十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自然生长状态，以恢复土壤的肥力。农业的这种粗放性，使被放弃即养生的土地与正在种植的土地在任何时候总是处于5～10：1的关系。这一点再加上人口不断增长，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必要性，须经常进入新的区域，以扩大耕地面积。所以，人口过剩是一个密切相关的扩张因素。植物品种多样的农业扩大了食物来源，使食物来源更加可靠，于是，人口也相应地增多。当人口增长超过农业生产率水平所能支待的人口限度时，一个很自然的解决办法就是移居其他地方。因而，有了一个连续的发展，即“脱离”原来的农业居留地，进入食物采集者居住的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农业就是以这种方式从发源地向四面八方传布。
这里并不意味着农业已最终推广到全球各地。哪些地方的农业出现得早些，哪些地方的农业出现得晚些，哪些地方根本没有农业，这完全由极其多样的当地环境所决定。在亚非沙漠带和北极地区，由于显而早见的原因，农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非洲、南北美洲的部分地区及整个澳大利亚，由于与世隔绝造成的愚昧闭塞和不利的自然环境，农业也是很缺乏的。在中欧和西欧等其他地区，由于那时还没进入铁器时代，没有造价低廉且有效的工具，茂密的森林成了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农业的出现也推迟到很久之后。当石斧为铁斧取而代之时，植物栽培的疆域大大扩展了，不仅从地中海沿海地区扩展到欧洲内地，而且从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从非洲的大草原扩展到热带雨林地区。最后，某些地区的农业之所以推迟很久的另一原因是，那里的动植物极其丰富，向人类提供的食物比原始农业所能提供的还要多。例如：在美国西南部，只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有选择地培育中美洲盛产的玉米、蚕豆和瓜类，才有可能使它们的产量抵得上那里所有的大量的橡树果和小动物。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虽然居住在早期农业中心的附近，却依然长期过着食物采集者的生活。
农业在诸地区间传播的详细情况，现还了解得很不够。只有从中东传播到欧洲的情况知道得最清楚。这一传播是沿着好几条路线进行的。一条路线朝北，经过土耳其到乌克兰平原，并从那里穿过东欧到波罗的海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另一条路线向西，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巴尔干半岛，再沿着多瑙河流域进入中欧，最后达大西洋。第三条路线也向西，越过爱琴海诸岛到希腊，再从希腊到意大利、法国南部、西班牙，并沿着大西洋海岸达不列颠岛。此外。由中东向东，越过伊朗高原到印度河流域；由中东朝东北，沿着里海海岸进入中亚平原；这两条传播路线也是为大家所一致公认的。
除了这几条路线外，由于考古发掘所提供的证据不足，其他方面的情形只能凭推测了。中国的小麦和大麦是约公元前1300年前后从中东引进的。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早在那时以前，中国当地生长的植物已被驯化，并已有了3000年的栽培史。要证明中国是最早的、独立的农业发源地之一，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中国北部的黄土平原土质半干燥，上面稀稀疏疏地覆盖着一层草，即使只有古代挖掘用的木棍，也能够进行植物栽培。所以，中国的土生植物如黍、高梁、稻、大豆、大麻和桑树等早在公元前5000年时已作为旱地作物得到种植。这也就说明了最后出现的小麦和大麦为什么在中国也被当作旱地作物进行栽培，而不象在它们的发源地中东，种植在水田里。
非洲农业产生的情况至今仍不十分清楚。有些人坚持认为，非洲的农业是公元前5000前后在西非尼日尔河上游附近独自发展起来的。还有一些人同意这一看法，只是认为日期应大大向后推，约在公元前15O0年前后。不过，多数人认为，非洲的农业是约公元前40O0年时从中东传入尼罗河流域，约公元前3000年时传播到苏丹的黑人那里，然后再传播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草原。向大草原的传播在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将黑人朝南面和西面驱赶时，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许多世纪里，农业一直局限在辽阔的大草原，而不能向南穿过热带雨林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通常种植在大草原的粟和高粱在雨林地区不能很好地生长。公元初，这些障碍因两个重大发展而得到克服，这就是在非洲大陆上出现了铁器与芭蕉属植物和亚洲薯蓣属植物。前者是从它的发源地中东传入非洲的；而后者则显然是从东南亚传入的。这两种植物在雨林地区也能茂盛地生长，所以，它们和铁器的传入成为农业迅速传播到非洲大陆南部的原因。
农业在美洲大陆的发展情况由于美国考古学家新近的调查结果而比较清楚。约公元前7000年时，在墨西哥中部高原半沙漠的凹地里，开始了对玉米的栽培。在其后的数千年间，通过杂交得到了玉米的两个新品种；一个品种适应于半干旱的墨西哥高原，另一品种适应于潮湿的热带沿海地带。与此同时，其他植物如两种不同品种的南瓜、葫芦、宽叶菜豆、红番椒、苋和鳄梨等也都得到栽培。农业就是从中美洲这一中心发源地向南面和北面传播的。玉米传到美洲西南部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000年，不过，在公元750年之前，玉米的传入并没产生很大影响，因为那时的玉米还处于原始状态，食物采集具有更好的经济效果。同样，北美洲东部的印第安人直到约公元800年时，由于培植成功了玉米、蚕豆和南瓜的若干新品种，并在这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植，才使农业成为自己的主要生活来源。起始于中美洲的农业向南传播、到达秘鲁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750年。不过秘鲁还产有不是来自中美洲的玉米和豆类的变种，这些变种是从很古的时候传下来的；这表明安第斯山脉的居民很可能同墨西哥高原的居民一样，早就开始培植原始植物了。三、农业的种类
农业只有在能够适应各种环境的情况下，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这就促使人们去培植能适应各种环境的各种植物。起初，小麦和大麦是中东最普通的作物，但是；当农夫们朝北迁徙时，他们发现这两种作物的生长情况不及裸麦。裸麦原是播种小麦和大麦时无意间混入其中的一种杂草。因此，在中欧，开始用裸麦取代小麦和大麦。在农夫们进一步朝北迁徙时，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燕麦的生长情况比裸麦好，燕麦开始成为主要作物。
同样，农业朝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传播，导致对当地生长的黍和稻的栽培，而向地中海沿海一带的传播，导致对橄榄树的栽培，橄揽树成为提供食油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伊朗高原和印度西北部的农业实质上是一种中东类型的农业。不过，有一条自南而北、穿过印度中部的分界线，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气候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在这一过渡地带，相应地分布着各种不同的植物。这里正好属于季风世界，季雨量大，长期高温，丛林密布。中东的结籽植物需要充足的阳光，在这里不能茂盛地生长，所以为薯蓣、芋头、香蕉和稻所取代，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植物。最后，遍布南北美洲的主要产品是玉米；不过，在北美洲还有蚕豆和南瓜，在南美洲则有甜味的木薯和马铃薯，木薯和马铃薯均是“爱尔兰”品种。
一般地说，以上所述的农业传播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三大谷类植物区：东亚和东南亚的稻米区；美洲的玉米区；欧洲、中东、北非、中亚以及从中亚到印度河和黄河流域这一地带的小麦区。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的数千年间，这三大谷类植物区如同工业革命后的煤、铁、铜，对人类历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农业的传播不仅包括多种多样的农作物，而且还相应地包括各种栽培技术以及由此所致的各种生活方式。起始于中东的新石器14代的农业是一种畜牧（牛、绵羊、山羊和猪）与谷物栽培训。麦和大麦）相结合的混合型农业。随着动植物驯化技术的传播，适合于新环境的各种技术得到了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刀耕火种”的农业和牧民的游牧生活，前者适于森林地带，后者适于半干旱的大草原。
原先不光热带森林地带的农业用刀耕火种的办法进行，温带的农业也是如此。但现在，这一办法主要限于前者。目前仍有两亿人在面积大约14O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用这一经受过时间考验的技术进行耕种。这种农业的基本特点是：先在土地上种植一至两季农作物，之后，使土地休闲一个很长的时期，以恢复地力；然后再开垦土地，进行下一轮种植，种植之后再是休耕。一块土地上主要种一种农作物，如稻或玉米；但通常的做法是，在主要作物中还间种一些别的作物，如豆科植物、瓜类和薯类作物。因此，一块土地全年能生产一种或数种粮食。这是一种精耕细作的农业，故生产率也相应地高。在许多地方，耕种两至三英亩土地，生产的粮食足够大户人家吃一年。这种农业的主要缺点是需要大面积的可耕地，因为任何时候，公社必须有大量的土地处于休耕状态，其数量远远超出正在耕种的土地。这转过来就是说，这些地方的人口密度必须低，通常每平方英里的人口数不得超过十人，所以人们总是分散住在一个个农舍或小村庄里，小村庄的人口一般是100到50人。
牧人的游牧生活与森林地带的农业正相反，是同辽阔的大草原相适应的。今天，游牧生活不仅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草原地区居主要地位，而且还盛行于自撒哈拉沙漠到中国东北部的其他许多辽阔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这些地区没有足够的水来供给靠雨水浇注或人力灌溉的农业，所以那里的人们无法栽培植物，只好把驯养动物作为自己的主要生活来源。畜牧业的兴起比较晚等到马和骆驼得到驯养，解决了空旷原野中的交通运输问题时，才逐渐发展起来。公元前1500至1000年正是畜牧业兴起的阶段，在这―阶段，发展起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地区的牧人仅靠一种动物为生，如阿拉伯半岛主要是畜养骆驼，非洲西南部主要是畜养牛；还有一些地区的牧人则靠多种动物为生，如中亚地区畜养的动物有马、牛、骆驼、绵羊和山羊，因为这些动物都能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和牧场。不管取何种形式，过游牧生活得有大面积的牧场，所以今天，游牧团体的人数很少超过2O0人，常常是不到100人；因而人口密度大体上是每平方公里一至五人。
农业和畜牧业在传播过程中适应当地环境而发生的种种变化，对后来的历史有着深远的意义。无论刀耕火种的农业还是游牧性的畜牧业，就单位土地面积来讲，其生产率远远不如后来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永久性的灌溉型农业。伟大的文明之所以能产生，之所以能在全球居统治地位直至今日，是因为这些大河流域和其他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力和人力。这些富饶的文明中心区对欧亚中部大草原的较为贫穷的游牧部落来说，就象―块块磁石，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此，迄今为止，欧亚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欧亚大陆内地的游牧部落和周围的各大河流域文明区之间的关系史。在转入后面篇章论述这段历史之前，我们先考察一下农业革命对人类生活诸方面的种种影响。四、食物生产者的文化
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人类现在能够定居了。事实上，为了照料新驯化的动植物，也不能不这样做。于是，新石器时代约村庄取代旧石器时代的流浪团体而成为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实际上，它构成了18世纪末期之前一直居统治地位的一种生活形式的基础。这种生活形式即使到今天还存在于世界上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人们常常易把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生活浪漫化。显而易见，这样做将会误入歧途。为了生产食物和若干手工业品，每一个人，包括成年男子、妇女和儿童，都必须工作，而且必须努力地工作。由于人们对土壤、种子、肥料和农作物轮植诸方面知识的掌握是极其缓慢而费力的，所以生产率很低。尽管人们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可天公不作美，有时久雨成涝，有时滴雨不下，有时瘟疫横行，故饥荒是常客。定居生活使粪便和垃圾的处置成了棘手的问题，传染病常常一次又―次地袭击那些村庄。虽然狗爱吃粪，起到了清洁环境的作用，人出于传统的害羞心理，跑到离住处较远处解手，但是，这些并不足以防止因病菌由口而入所致的各种疾病。由于食物来源不足，通常的饮食很不全面，营养不良乃是最为常见的事。处于这些境况下，可以估计，那时人的寿命是非常短的；但是出生率高往往使各地村庄的人口有所增加，因而，食物供求之间的平衡总是通过饥荒、传染病或移民来得到恢复。
但是，新石器时代的村庄生活也并非一片阴影、充满了不幸和苦难。这是一个技术进步飞快的时代，速度远远超过了前二、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新石器时代的人比旧石器时代的人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这种通常的设想现在是很可怀疑的，不如说定居的生活方式使人们能拥有更为丰富的生活资料。过流浪生话的狩猎者．由于随身可携带的物品有限，其生活水平受到很大的限制；而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却可以尽情地享用坚固的住房、住房里的家俱、生活用具、工具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在这样的环境下，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学会了用生粘土制作陶器。最初，自然只是仿制农业时代以前的篮子、葫芦和其他容器，渐渐地他们掌握了陶器材料的特性和制作陶器的技术，能够制作和过去的容器完全不同的器皿。到新石器时代末期，近东的居民们开始建造窑或炉。窑和炉烧火时温度较高，因而能用于给陶器上釉。上过釉的表面可以密封陶器，防止液体渗漏或蒸发。这样，农人们有了不仅能用来贮存谷物，而且能用来烹调食物、存放油和啤酒等液体的各种器皿。
纺织品方面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也许已能把荒山野岭中的绵羊、山羊、狗或其他动物身上的毛捻纺成粗线，再把粗线织成带子、束发带甚至粗毛毯。实际上，他们还可能已能用粘土制作粗糙的容器模型。但是，只有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才能够象发展制陶技术那样发展纺织技术。新石器时代的人利用刚培育成功的亚麻、棉花和大麻等植物纤维，在逐渐得到发展的锭子和织机上进行纺织。新石器时代的人还学会了建造比较坚固、宽敞的住房。造房子用的材料因地而异。纽约州北部的易洛魁人住在能容纳拾多户人家的大房子里，被称为“长房子人”，这种房子是用树皮和木头建造的。在中东，住房的墙是用土坯做的；而在欧洲，最常用的建房材料是劈开的幼树，上面厚厚地涂盖一层粘土和牲畜的粪便；房顶可能一般是用茅草盖的。这些住房内部设有固定的床；床上可能还覆盖一层用布做的床罩。住房内还有现代式样的、里面至少有两层搁板的食具柜和各式各样的壁橱或存放东西的地方。房间的中央通常生一堆火，供照明和取暖用。房子没有烟囱，只是在屋顶上开个洞或在屋檐下留条缝，让烟排出。
定居生活也使部落政治组织取代诸游猎民族的单独的群体成为可能。部落由一个地区若干村庄的居民组成了每个部落都有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把它们相互区别开来。有些部落，一般是那些处于原始经济状态的部落，发展很不充分，完全没有定形，几乎还处于游猎群体的水平。还有些部落则已有强有力的首领，原始贵族及平民。不过他们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那时还根本没有后来的文明所特有的阶级排外主义。
通常，构成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的社会基本单位是由若干对夫妻和他们的孩于组成的大家庭。这种大家庭较适宜处理在勉强维持生活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所以比独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更为常见。这种大家庭还收养外来的流浪者；当遇上“大忙”，需要众多的人手来开伐森林、收割农作物或放牧家畜时，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种大家庭还能有效地利用大面积的土地，常常留一部分成员在家料理家务和照管附近的田地，派其他成员长期在外管理远处的菜圃果园或放牧牲畜。
经济平等和社位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的明显特征。每个家庭都拥有生产生活用品所必需的技能和工具；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每个家庭都有权利使用维持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基本自然资源。这一点有着充分的保证，因为所有的农田、牧场和其他自然资源皆为村社所有，而村社则是由各家庭自动组成的。所以，在部落社会，既没有土地拥有者，也没有无地的耕种者。美国有位人类学者说，“在印第安人的村庄里，不可能村子的一头是饥饿与贫困……而村子的其他地方却生活富裕。”……
正是由于这种平等主义，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社会，还是今天的部落社会，其生产力都有着内在的妨碍因素。产品的产量只要适应每个家庭有限的传统的需要就可以了，没有要求生产剩余产品的动力。也就是说，劳动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其内容多样，时间却相当有限。一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五天的情况显然是不存在的。一个典型的部落成员，每年的工作时间比现代人要少，而且工作对他来说是件很愉快的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以社会一员的资格，以丈夫、父亲、兄弟或村社成员的身份进行劳动或从事生产活动。工作对他来说，不是为了谋生而必须忍受的一种不幸；相反，是亲属关系和村社关系的伴随物。一个人帮助他的兄弟干农活，不是为了对方也许会给他一篮甘薯，而是出于亲属关系。
土地耕种者的新生活也意味着新的神――新的宗教信仰开始出现。过去狩猎者所崇拜的神灵和巫术这时已不合时宜。农夫们开始需要并设想了种种能保护他们的田地、牲畜和家庭的新的神灵。他们通常已模模糊糊地想象出在所有这些神灵的背后有一位造物主。但是，最重要的是，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了对土地女神即丰产女神――大地之母的崇拜。他们以为，农作物丰收、家畜兴旺、妇女们多生儿女，皆归功于丰产女神；生命与健康，每年的生死循环，最终也取决于她。因此，对丰产女神的崇拜日益盛行。现今发现的许多故意夸大女性特点――乳房悬垂、大腿粗壮――的粘土雕像便可证实这一点。这一类雕像不仅整个欧洲地区有。就是往东远到印度这样的地区，也时有发现；充分反映了发源地中东的农业的传播。
当然，为了解释各民族赖以为生的主要农作物的起源，这时还出现了神话。下面这个在美国缅因州瓦巴纳基人中间流传的“玉米的传说”就是一个例子：
很久以前，当世上刚有印第安人的时候，有一个印第安人独自生活着，和其他人离得很远很远。他不知道火，靠吃野果、树皮和块根过活。因为没有伙伴，这个印第安人感到极为孤单寂寞。对挖掘块根果实，他越来越厌倦，食欲也日益减退。他一连好几天躺在阳光下做梦。当他做梦醒来时，发现附近站着个什么东西。最初，他非常惊骇。可是，一听见它说话的声音，他内心高兴极了：原来是一位美丽的女子；头发柔软细长，和印第安人完全不同。他请她走到他跟前来，可她不愿意；而他要试图走近她时，她似乎又远去了。他对她唱起了自己孤苦寂寞的歌，恳求她不要离去。终于，她告诉他，如果他愿意按她的吩附去做，他就可以永远和她在一起。他满口答应了。她把他带到一个放着一些干草的地方，要他找两根枯枝来，放在一起飞快地摩擦，然后把枯枝放进干草里。很快，干草里冒出了火星，草点着了，一刹那间，整个地面燃烧起来。接着她又说，“当太阳下山时，你抓住我的头发，把我从燃烧过的地面上拖过去。”这件事他可不乐意做，但她告诉他，凡是将她拖过的地方，会长出一些象青草一样的东西。他将看到她的头发从叶子中露出来，这时；籽已结好。可拿来食用。他按她说的去做。迄今为止，当印第安人看到玉米秆上的玉米须（头发）时，他们就知道，她还没有忘记他们。
新石器时代的人对生活的总的看法，对于应当是怎么回事和实际是怎么回事的观念――也就是他们的世界观，就其重要性来讲，并不亚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世界观是静止的，这主要是由于他们与世隔绝的村社生活。他们把将来看作是最近的过去的翻版。他们从来没想到过，要按某种原则来改变社会，也没想到，要象今天的学校非常自豪地宣称的那样，训练他们的孩子去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在他们眼里，世界过去没发生过变化，将来也还是如此。因此，他们只是培养自己的孩子做他们所做过的一切，就象他们的父亲和祖父先前培养他们时那样。关于这一点，有个名叫克拉欣格・瑟德的温内巴戈人（北美洲印第安人）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证据。他虽然生活在我们时代，但却出生于一个仍处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环境。他在自传中写道，“父亲往往还是守着过去的老习惯，把温内巴戈人的风俗习惯教给我们。他一清早就把我们叫醒，让我们围着火堆坐下，然后开始同我们谈话。…女孩们单独受教育。现在谈谈父亲和我说过的一些话……。”克拉欣格・瑟德在详尽地描述了父亲按照传统用上述方式对他进行教育的情况后，最后写道：
这些事都是老年人说的；也是我给你们的劝告。我自己从来不问这些事，但是我父亲，也就是你们的祖父，是很关心的。凡是与人们的行为举止有关的知识，他都想知道。等你们长大了，可决不要让自己落入这样的困境：不知道哪些事是正当的、是应该做的。孩子，要听取长辈的教诲。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必须彻底弄懂的。你们也得弄懂。五、对人口和种族的影响
农业革命导致又一次人口爆炸，其规模可与随人类形成而出现的人口爆炸相比。在旧石器时代，正在进化中的人类不断改进工具，使生产率提高，从而使人口相应增加。约100万年以前，猿人的人口数还只有125000，可到了距金1000O年时，以狩猎为生的人类的人口数已上升到532万，约增长42倍（见第二章第四节）。现在，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一定地区的食物供应量比过去更多更可靠，因此，人口数的增长也比过去更迅速。在距今10000年至2000年的8000年中，人类的人口数从532万直线上升到13300万，与旧石器时代100万年中的人口增长数相比，约增长25倍（见图2“世界人口的增长”）。
人口的增长不是普遍的，而是有选择性的。正如前文所述，在技术革新中领先的各民族，其人口的增长也遥遥领先。因而，就象从前的人类胜过并取代了他们的原始祖先那样，现在的农人胜过并取代了狩猎者。“胜过”并“取代”的确切过程可能如下：由于实行组放型农业，各村庄很快受到了逐步增长的人口压力。于是，过剩的人口散布到周围新的地区，在那里开垦土地，建立起新的村庄。他们和当地居民的关系因当地环境而异。如果这些地区有一些边沿地带不适宜农业移民们开发，那么当地人就可以把这些地方当作避难所，使自己生存下来。非洲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曾广为分布的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被分别挤到了茂密的丛林地带和荒凉的沙漠地区。北美洲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曾广为分布的操绶绶尼语的印第安食物采集者受普韦布洛农人们的排挤，而不得不离乡背井。（见图4“狩猎者的后撤”和图5“农人的扩张”）。
农业移民和当地人之间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关系，即共生关系。迄今仍在刚果森林区盛行的情形便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那里过渔猎生活的俾格米人向耕种土地的黑人提供肉类、蜂蜜和其他森林产物，再从黑人那里接受作为报等的谷类和铁制武器。因而，这两个种族能够和平共处，并保持各自的特点。
农业移民和当地食物采集者之间最常见的关系是相互通婚，彼此逐渐融合。当人口压力又逐步形成时，新的混血儿居民便又向新的地方迁移，进而又与那里的当地人通婚，逐渐融合。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就这样被传播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而在农业最后到达的那些地方出现的人，则成为其种族类型与最早的创始者完全不同的人。因之，尽管小麦、牛、轮子和犁发源于中东，然而把这些东西带入中国北部的移民却是纯粹的蒙古种人。农业由中东向西传入欧洲，由大草原传入非洲南部时，发生了与上述情形类似的迁移和异族通婚。今天存在于赞比亚南部的黑人与布希曼人的混血儿就是对后者的一个证明。
一伙又一次的迁移使农业传播到全球各地。迁移的最后结果是，1O000年以前组成全体人类的狩猎者，到公元100O年时，减少到仅占人口的1%。职业的转变转而又导致种族的变动。全球种族分布图表明，10000年以前，高加索种人、蒙古种人、黑人、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这六个种族之间大致是平衡的。（见图3“全球种族分布。’）但到公元1O00年时，这一平衡遭到了剧烈的变动，此变动有利于从事农业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人，而不利于仍过渔猎采集生活的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澳大利亚种人之所以能维持原状，只是由于他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岛屿上，还没有被任何从事农业的人发现。这些岛屿直到18世纪时才被欧洲的探险者发现。当这一发现迟迟地但终于来临时，岛屿上不幸的土著居民遭到了更加悲惨的结局。
农业革命对种族的影响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东亚表现得最为明显。东亚地区的蒙古种人牺牲散居各地的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的利益来向四面八方扩张，从而为他们今天在人口数量上占居压倒其他所有种族的优势奠定了基础。同样，非洲的黑人享有农业和铁制工具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好处，他们冲出原来居住的大草原，穿过雨林地带，扩张到非洲南部。于是，非洲的黑人、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到公元前4000年还一直保持的相当合理的种族平衡，到公元1000年时，从根本上遭到了有利于黑人的破坏。从整体上综观全球，农业革命对种族的影响是，给束了长达数千年的种族平衡，建立起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人的优势。本书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 1913年生于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克拉克大学获文科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教授、西北大学的荣誉教授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斯塔夫里阿诺斯博士曾因杰出的学术成就而荣获古根海姆奖、福特天赋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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