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的军事思想

[法力路]

拿破仑的军事思想

来源：边关月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是法国资产阶级杰出的统帅和军事家，他从土伦围城崭露头角到滑铁卢战役的败北，前后20多年刀戈征战，曾亲自指挥过约60个战役，比远古以来西方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亚历山大、汉尼拔和凯撒所指挥的战役的总和还要多，且以少胜多而驰名于世，被后人称为”真正的军事艺术的巨匠”。

拿破仑一生虽然没有写过长篇的军事理论专著，但他在晚年口述而由别人笔录的关于1793年围攻土伦的战争，1796年至1797年对意大利的战争，1798年至1799年远征埃及和叙利亚的战争，以及他在这些战争中向士兵发表的讲话、命令，和对龙尼阿所著的《军事学术论》一书批注的17条意见，及后来由布尔诺将军根据他的书信、手令和日记等摘编出版的《拿破仑军事语录》等，都是他留给后世的颇有价值的军事遗产。

力图消灭敌人的军队

在拿破仑看来，在一场革命中，主要的目标不是争取军事力量的援助，就是瓦解军事力量。
基于这种认识，拿破仑总是把消灭敌人的军队作为战争的主要目的。

他说，欧洲有很多优秀的将军，但他们一下子期望的东西太多，而”我只看到一点，那就是敌人的大量军队。
我力图消灭他们，因为我相信，只要把军队一消灭，其他一切就会土崩瓦解”。
（转引自米尔施泰因等《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中文1版，2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

对此。
马克思曾评价说：”主力只用于战争的主要目的–消灭敌人”，这是拿破仑所制定的两条老生常谈的作战原则之 一。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4卷，155页）若米尼也评价道，拿破仑不以攻占一两个点或边远省为满足，而是集中一切力量切断和击毁敌军，而一旦敌方未能组织起兵力加以防御，则国家和省区就会自动放弃。

拿破仑的这一力图消灭敌人军队的思想，贯穿于他所进行的全部战役中。
他在指挥作战时，从来不先去抢占敌人的领土、而总是首先寻找敌人的军队，并力图在一次或多次会战中把他们消灭，从而夺取胜利。
例如，在意大利战役中，拿破仑为寻找一切机会歼灭敌军主力，曾以一支3万人的装备很差的军队，同反法联盟进行了14次会战，70次战斗，先后歼敌20余万，粉碎了第一次反法联盟的武装进攻。

又如，1796年至1797年的曼图亚争夺战。
曼图亚要塞位于波河和明绍河交汇处，地形险要，有”意大利锁钥”之称。
当时流传一句名言：”曼图亚在谁手，意大利归谁有。
“由于曼图亚为奥军在意大利的惟一重要基点，势在必守，以阻扼法军。
而法军为控制北意大利，并打通德奥之路，也志在必得。
对于这样一个处于关键地位的要塞，拿破仑不是花费高昂的代价去直接强攻，而是采用围点打援的方法来获取。
为解曼图亚之围，奥军曾不遗余力地连续4次派兵加以援救，均被法军粉碎，拿破仑正是借此大量消灭了奥军。
其中，法军在第一次包围曼图亚时，总兵力约4．2万人，仅以约8000人围攻曼图亚，却以3．4万人待机迎击奥军的援兵。
而在奥军企图第四次为曼图亚解围时，尽管拿破仑手中可以用来对奥军作战的机动兵力只有3．1万人，却仍以消灭敌人军队为主要作战目标。
他于1797年1月，通过巧妙组织利沃里战役，又一次以少胜多，获得了大量消灭敌军的辉煌胜利。
拿破仑在给当时督政府的报告中宣称：”在四天内打了四次战役和六个遭遇战，总共杀伤敌军六千人，俘虏二万五千人”。
（转引自《拿破仑的军事生涯》，82页）曼图亚要塞是1796年被拿破仑包围的，到1797年2月，前来解围的奥名将先后被拿破仑打败，其军队被大量歼灭，守军待援无望，粮弹将罄，终于向法军投降。

为达到消灭敌军的目的，拿破仑惯于采取打掉一个再打下一个的方法，将敌各个击破之。
如1814年2月，当施瓦岑贝格的奥军主力和布吕歇尔的普军主力分别沿塞纳河和马恩河向巴黎挺进时，拿破仑利用敌军两路隔绝的弱点，先于2月10日全歼普军中的一个俄国军团，于第二天重创普军的另一支部队，又于14日击溃布吕歇尔直接指挥的一支部队。
接着，拿破仑又调过头来，连续击溃奥军的三支部队，迫使施瓦岑贝格提出停战的要求。
总是应该先动手攻击 为达到消灭敌人军队的目的，拿破仑把积极采取攻势行动视为主要的作战手段，早在1793年，当拿破仑还是一个青年军官，尚未在土伦崭露头角时就曾认为，凡是躲在堑壕里的人一定会被击败。
并指出，这是战争艺术中的一条公理，经验与理论在这一点上完全一样。

拿破仑说过，他的想法与腓特烈一样，一个人总是应该先动手攻击的。
如果允许别人进攻自己，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他又说：”要使战争变成为进攻的，像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古斯塔夫・阿道夫、杜仑尼。
尤金和腓特烈等人所做的那样，你就要学习他们为典范，这是使你成为名将和了解战争艺术秘密的惟一方法。
“（转引自富勒《战争指导》，38页）

拿破仑还在《论攻击战》中指出，应深入研究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古斯塔夫・阿尔道夫、秋林、叶甫根尼亲王和腓特烈7位大统帅所遵循的一些正确的作战原则。
亚历山大进行过8次战争，征服了亚细亚和印度一部分。
汉尼拔进行过17次战争, 一次在西班牙，15次在意大利，一次在非洲。
凯撒进行过13次战争，8次是征服高卢，5次是进攻庞培的军队。
古斯塔夫・阿尔道夫进行过3次战争，一次在利沃尼亚同俄军作战，两次在德意志同奥地利皇室作战。
秋林进行过18次战争，9次在法国，还有9次在德国。
叶甫根尼亲王进行过13次战争，两次对土耳其，5次在意大利对抗法军，6次在莱茵河和弗兰德。
腓特烈进行过11次战争，作战地点在西里西亚、波西米亚和易北河沿岸。
拿破仑强调说：”认真阐述这八十三次战争的历史，可以写成一部完整的作战艺术研究指南，并且可以把这种历史作为制订一切防御战和攻击战规则的原始资料。
“（《拿破仑文选》下卷，328页，商务印书馆，1982）

拿破仑一生指挥的几十次战役，除1813年的莱比锡战役可以称为纯粹防御性战役外，其余几乎全是进攻性的，包括1814年和1815年两次防御性的多数战役在内。
对此，恩格斯也认为，拿破仑同埃帕米浓达斯、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一样，都是特别喜欢攻击的统帅，并高度评价说：”在完全防御性的战局中进行进攻战和不断攻击的最出色的例子，是拿破仑的两个卓越的战局－－1814年战局和1815年战局，虽然前者以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而千告终，后者以滑铁卢的失败和巴黎的陷落而结束。
在这两个著名的战局中，这位完全为了保卫遭到敌人的侵犯的国家而战的统帅，在一切地点一有机会就会向敌人进行攻击，虽然整个说来兵力始终比入侵的敌人少得多，但是他每次在攻击地点都能够造成优势，而且通常都获得了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1页）

以1814年的战局为例，拿破仑亲自组织作战，并多次取得进攻战的胜利：2月10日，在尚波贝尔之战中，他集中4.5万人的兵力，击败了俄军奥尔苏费师，击毙和俘敌约4500人，缴获火炮约24门；2月11日，在蒙米赖之战中，击败了俄国萨肯军和普鲁士约克军，俘敌近万人；2月14日，在沃尚之战中，击败了布吕歇尔率领的普鲁士军队，使普军损失9000人；2月18日，在蒙特罗之战中，击毙联军约3000人，俘敌约4000人，迫使联军总司令施瓦岑贝格派人向拿破仑请求停战。

然而，拿破仑并非不顾一切的一味采取攻势行动，而是注意联系防御论述进攻行动。
他指出：”整个战争的艺术，就是先作合理周密的防御，然后再进行快速、大胆的进攻”。
（转引自富勒《战争指导》，41页）他还注意把进攻和防御作为有机联系的统一体，他说：”防御战并不排斥攻击，攻击战亦不排斥防御”。
（《拿破仑军事语录》，第103条）并认为，”从守势战转入攻势战，是一种最微妙的作战动作”。
（《拿破仑军事语录》，第19条）

拿破仑认为，采取进攻必须十分谨慎，要充分估计具体情况和敌我双方的兵力与火力，决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莽撞蛮干。
他说：”在战争中，要多估计，否则将一无所获。
“”我已经习惯于在三四个月以前就思考我应该做的事情。
不过，我总是做最坏的估计。
“”我习惯采取多种防患措施，从来不靠什么机会。
“”只有拟定出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才有可能在战争中成功。
“

同时他还认为，犹豫不决和畏缩不前的作战行为，或试探性的进攻是非常有害的，它将导致最终的失败。
他论述说”在严重的危机时刻，不应有丝毫的犹豫不决：犹豫不决总是毁灭人，而从不会把人从厄境中救出。
英国的查理一世原有能力战斗并能获得胜利，但他犹豫不决以致被斩了首。
犹豫不决就是缺乏正确判断和才智。
凯撒曾经在鲁比肯河边犹豫不决，这一天他完全不像他自己了。
军人的重要美德之一，就是应该行动的时侯毫不犹豫。
“（转引自《拿破仑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多兵之旅必获胜

为在坚决的进攻中取得胜利，拿破仑一贯坚持”集中大于敌人的优势兵力”的作战原则，并用”多兵之旅必获胜”的名言对此作了表述。
　

首先，为了保证以我之优势兵力击敌之劣势，必须集中兵力，拿破仑指出，历史上许多杰出的将领如汉尼拔等人”遵循的作战原则是保持兵力集中。
“”把自己全部军队集中为一个拳头”。
（《拿破仑文选》下卷，332、338页）并一再强调：”战争中的第一原则，就是要求所有的部队在战场上集中好了之后才进行会战。
“”军队必须集结，而且必须把最大可能的兵力集中在战场之上”。
（转引自富勒《战争指导》，40页）

他在1806年8月8日给那不勒斯国王的信中写道：”部署兵力的艺术也就是进行战争的艺术，应该用这样的方法部署你的兵力：即不管敌人采取什么行动，你都应能在几天之内把你的兵力集合到一起”。
（转引自富勒《战争指导》，40页）他还在同年2月14日给其哥哥约瑟夫的信中写道：”你的军队太分散了，应该采取的行动是，使兵力能在一天之内集中在战场上”，（转引自富勒《战争指导》，40页）

拿破仑认为：如果投入战斗，必须集中自己的所有部队，不要忽略甚至是一支很小的部队，有时仅只一个营的兵力也会成为胜败的关键。
因为”一滴水足以使水瓶中的水溢出来”，所以，在会战中，一旦决定性的时机到来了，精神的火花点燃了，一支很小的预备队即足以解决一切（转引自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2卷）；其次，在敌优我劣的情况下，必须善于在关键性的局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
拿破仑指出，军事指挥的艺术，就在于当自己的兵力数量居劣势时，反而能在战场上化劣势为优势。
并说，所谓战术，即以劣势兵力集中于进攻或防御的主要方向上，以获取优势。
他一再强调，必须在一定时间和需要的地点集中比敌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优势的兵力。
　

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拿破仑的作战特点时曾概括地指出：”拿破仑的秘诀在于集中，而他的继承者的秘诀却在于分散。
当拿破仑看到自己不得不在两个不同的战场上作战时，例如在对奥地利的战争中，他就立即把自己的最大部分兵力集中在有决定意义的作战线上……而把较少的兵力留在次要的战场上……因为他相信，即使他的军队在次要战场上打了败仗，他自己在主要作战线上的胜利也能比任何直接的抵抗更可靠地阻挡敌军的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3卷，484页）

毛泽东也精辟地概括说，拿破仑指挥的多数战役，”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即”先从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
（《毛泽东选集》第2卷，491页）

事实上，在拿破仑一生指挥的几十次战役中，约计有30多个战役，都是在战场作战总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依靠在战场上形成的局部优势而以寡击众，以少胜多。
有名的意大利战争、马伦哥战役、奥斯特利茨战役和耶拿战役等，都是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作战原则指导下取得辉煌战果而载入史册的。

在1796年的阿尔科拉战役中，阿尔文齐元帅仗着数量上的优势，接连几次取得击退法军的胜利。
面对优势的敌人，拿破仑采取逐步收缩部队的办法，有计划地进行适当的后退，巧妙地调动部队，选取有利阵地，终于在阿尔科拉地区集中了对付敌军主力的打击兵力，经过3天血战，只以伤亡4500人的代价，击毙了奥军6000余人，打败了奥军。
在1805年12月的奥斯特利茨战役中，俄、奥联军拥有8.
2万多人的兵力，而法军只有6.
5万余人，拿破仑在总兵力上居于劣势。
但在最后决战时，拿破仑只以大约1万人牵制俄、奥联军4万人，而在普拉钦方向的决定性地段上，却集中了近6万人的兵力对付俄、奥联军的4万人，巧妙地形成了局部的优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行军就是战争

强调快速机动，是拿破仑的重要作战原则之一。
拿破仑有一句名言：”行军就是战争”。
（转引自富勒《战争指导》，39页）并指出：”战争的才能就是运动的才能”，”善于运动的军队必能获得胜利。
“（转引自同上）他论述说：”军队的力量与力学中的动量相似，是质量与速度的乘积。
快速的行军，能够提高军队的士气，足以增加取胜的机会”。
（《拿破仑军事语录、，第9条）

对此，德富伯爵曾论述说：．”运动是拿破仑战争的灵魂，正好像决定性会战构成它的工具一样。
拿破仑使他的部队以一种有计划的速度进行运动……用速度乘他们自己……以急行军来弥补数量的不足。
“（转引自富勒《战争指导》，39页）

在如何组织军队实施机动的问题上，拿破仑认为，最简单的运动就是最好的运动。
在他看来：”军事艺术是一种执行命令的艺术，一切复杂的计谋都应当抛弃掉。
简单明了是执行好军事行动的首要条件。
“（《拿破仑文选》上卷，429页）并指出，翼侧暴露于敌的行军应当避免，非采用不可时，行程要尽可能求短，并尽量提高速度。
简而言之，机动必须简便和迅速。

拿破仑在战争实践中，的确进行过不少成功的机动。
例如1805年10月的乌尔姆战役，拿破仑将法军从加来海峡岸边用强行军的速度调至多瑙河，把每分钟走70步的传统速度提高到120步，从而使40天的行程只用25天即完成，迫使奥军措手不及。
战后法军将士纷纷传说：”皇帝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战争方法，他所利用的是我们的两条腿，而不是我们的刺刀”。

拿破仑有时还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通过实施机动，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如1809年4月的阿本斯堡之战，就是拿破仑自鸣得意的运用迂回行动的杰作。
当时，法军达乌统率的第三军和巴伐利亚军，受到当面奥军两倍优势兵力的夹击，处境甚危。
对此，拿破仑当机立断，令达乌军与巴伐利亚军在多瑞河的丘陵地区会合，抗击奥军的正面进攻。
与此同时，又指挥刚刚结束长途行军的奥热罗和马塞纳两个军，以强行军的速度向东疾进，迂回猛击奥军左侧后，并切断其交通线。
这一突然行动，打乱了奥军的部署，使奥军损失1．3万人，法军则由被动转为主动，赢得了对奥战争的第一个大胜利。

绝不做敌人希望你做的事

拿破仑在战争中非常重视出奇制胜，他说：”绝不做敌人希望你做的事–这是一条无可怀疑的战争格言。
理由很简单，因为敌人希望你做。
“（《拿破仑军事语录》，第16条）并说：”对于一个可以迂回取胜的阵地，决不要从正面去攻击。
“（《拿破仑军事语录》，第16条）对此，恩格斯曾评述说：”直接插到正在集中的敌军之间，是拿破仑善于巧妙使用的现代战争中最出色的有效战法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259页）在如何出奇制胜的问题上，拿破仑一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他在关于围攻土伦的回忆录中指明：”为了击破敌人，必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拿破仑文选》上卷，15页）

二是多方误敌，乘虚攻击。
拿破仑有时先从两侧翼发起攻击，迫使敌军分兵，使中央空虚，再乘机以快捷的攻击从中央突破；有时在某地故作大举进攻的姿态，迷惑调动敌军，然后在另一地突然发起攻击，使敌人措手不及；有时多次进行佯攻，以麻痹敌人，掩护真正的进攻行动；有时还以外交手段造成敌军的错觉，然后出其不意地攻击。

三是利用失策，迅即打击。
在作战过程中，拿破仑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发现和利用敌人的失策，并能以闪电般的速度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拿破仑引诱敌军进攻其坚强防御的阵地，而当他发现敌人进攻中犯了放弃中央高地的严重错误时，立即抓住稍纵即逝的极好机会，迅速调动兵力把敌军切成两段，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围歼陷入困境的敌军。
在弗里德兰战役中，拿破仑从指挥所发现敌军大部拥挤在狭窄的河谷中，而其后只有一座桥梁，便迅即命令预备队以36门大炮，向敌方易受攻击的阵地猛轰，造成敌军的极大恐慌和混乱，同时命令内伊的部队从右翼，拉纳的部队从正面发动强大攻势，击溃了俄奥联军。

任何出色的战争都讲求方法

拿破仑既认为战争的进行应遵照兵法上的定律和法则，同时又意识到在军事学术上不能利用旧的方法去达到新的成果，因此，在作战中注意因情而异，因敌而变。

他说：”作战计划应考虑到敌人每一可能行动，而制定必要的应付策略。
作战计划可因环境、将领才能、部队种类和素质以及战场地形而随时加以修改”。
（《拿破仑军事语录》，第2条）并强调：”任何出色的战争都是讲求方法的战争”。
（转引自塔尔列《拿破仑传》， 447页）

由于拿破仑在作战中善于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不墨守成规，不束缚于军事上的条条框框，不拘泥于原来的设想，才致使其敌人往往无所适从。
一个被俘的老军官曾感叹说：”跟我们交战的是一位年轻的将军，他总是时而在我们前面，时而在我们后面，时而又在我们两侧，而我们根本无法理解。
什么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怎样配置我们的兵力才好。
在战争中这种作战方法是受不了的，它违反一切常规。
“（转引自《拿破仑文选》上卷，82－83页）

1806年的耶拿战役，是拿破仑采用新的战斗队形战胜旧的战斗队形的一个生动的实例。
当时普军仍采用传统的线式队形，作战时要求全队同时推进，动作整齐一致，不顾敌人的火力，呆板地进行作战。
而拿破仑则采用了使散兵和纵队相结合的新的战斗队形，部队可以根据任务和地形，或以线式及纵队进攻，以方形击退骑兵，或展开具有一定纵深配置的队形。
它既便于在开阔的平地上作战，也有利于在起伏地、森林地和居民地进行协同作战，大大提高了部队作战的灵活性、弹性和边续突击的能力，导致普鲁士军队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乎全部被歼。
对此，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说：”由拿破仑发展到最完善地步的新的作战方法，比旧的方法优越得多，以致在耶拿会战以后，旧的方法遭到无可挽回的彻底的破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693页）

每个十兵的背囊里都有一根元帅的指挥棍

拿破仑在战争实践中，始终把建设军队的问题摆在重要的位置，并力求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军队。

其建军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视选拔将帅。
拿破仑有一句名言：”一支由驯鹿统帅的狮军，决不可能再是狮军。
“（转引自富勒《战争指导》，35页）并由此把将帅的选拔作为建立强大军队的重要条件。
在如何选拔将帅的问题上，拿破仑一是注重年轻有为。
据悉J805年由他晋封的18位元帅，多数在40岁以下，37岁以下的约有7人，而达乌仅34岁。
而在两年后，即1806年的奥厄施泰特战役中，达乌不仅能独立指挥作战，并且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在平时和作战中，拿破仑也经常把将军证书授予年轻有为的军官，进而有力地鼓舞了下级军官力求上进的激情。

二是力求不拘一格。
拿破仑在选拔将帅时，彻底破除了传统的讲究贵族出身的门阀观念，注重唯才是举。
他曾说：”每个士兵的背囊里都有一根元帅的指挥棍”。
（转引自塔尔列：《拿破仑传》，163页）提倡人人争当将军和元帅。
在其元帅中，著名的内伊元帅是饭店主的儿子，拉纳元帅是个士兵的儿子，而以勇敢著称的勒费弗尔元帅则原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士兵。

三是强调素质才能。
他说：”一位统帅最主要的条件是冷静的头脑（《拿破仑军事语录机第73条）他的情报要像望远镜的镜头那样清晰，要能认识事情的真相，而决不能随便为好消息或坏消息所影响。
“一个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事物的人，永远不能合理地指挥一支军队。
“（转引自富勒《战争指导》，35页）他认为，一个将帅不可缺少的素质是坚毅果断，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做什么，而不是消极被动，犹豫不决。
“战争的成功要靠慧眼，并在战斗中寻找心理性的时机。
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我要是提前六小时发起进攻，我就会失败，”意志、性格和胆量，使得我所以成为我。
“（转引自富勒《战争指导》，35页）他还要求将帅经常有作战预案，成竹在胸。
一个司令官应该每日自问几次，如敌人在我前方、左方或右方出现时，我应如何处置，并寻求办法克服敌人。
他提倡将帅为人表率。
如在意大利罗地夺桥之战中，他亲自和掷弹兵在一起战斗。
在埃及的一次军事行动中，他下令将马匹、车辆用来运载伤病员，自己带头步行等，在拿破仑的倡导下，其他将帅也能做到身先士卒，进而提高了他们在军队中的威信，鼓舞了官兵斗志。

其二，注意激励士气。
从意大利战争开始，拿破仑就深刻体会到，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是精神力量，而不是数量。
“不是部队的数量给军队带来了力量，而是忠诚和豪气给军队增添了斗志。
“（转引自富勒：《战争指导》，36页）

为了激励士气，拿破仑首先设法激发官兵的荣誉感。
他认为，勇敢是金钱买不到的，应千方百计地激励官兵能为通常所不理解的理由去牺牲自己的生命。
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民族和国家的荣誉，那他根本就不应当成为法兰西陆军中的一员。
在意大利，我们通常都是一对三，但是人们对我具有信心。
有时语言的激励作用往往令人吃惊。
比如，”在战火之中，我骑着马来到队伍前，高声喊道：’举起你们的军旗吧！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只要这样一呼喊，法国士兵就会立即行动。
“（转引自富勒《战争指导》，35－36页）

其次，不惜以重金实施奖赏。
拿破仑尽管说过金钱买不到勇敢的话，但为激励士气，还是不惜花费大量掠夺得来的金银财物作为物质奖赏。
如在征服普鲁士、打败沙俄后，曾赏给达乌元帅100万金法郎，贝尔蒂埃元帅50万金法郎，内伊元帅近30万金法郎，其他将帅包括实际参加战斗的军官也都得到奖赏，负伤的比未负伤的多得两倍，很多人还得了优厚的年金。

此外，熟悉官兵并关心他们的健康。
他认为，官兵之间的私人接触，是实施成功领导的一个秘密。
他在一份每日命令中写道，一个营的指挥官，只有当熟悉了一切细节之后才能休息；还写道，疾病比敌人还危险。
宁可打一场流血很多的战斗，也不要把部队安置在不卫生的地方。

其三，重视教育训练。
拿破仑把教育训练摆在建军的重要位置，认为，良好的教育训练是建立一支良好军队的重要条件，未经训练的部队，只会引起麻烦。

在政治教育上，要求军队有爱国情绪和民族光荣感，严禁倒戈叛国，将防区献于外人。
对投降者视为叛逆，处以极刑。
并主张不用皮鞭而用荣誉进行管理。
通过建立”荣誉军官团”激发荣誉感，以官价、金钱、奖章和通令表扬等奖励杰出官兵。
废除体罚制度，用军事法庭审处犯罪行为，建立所谓”同志审判会”，利用士兵群众维护纪律。

在军事训练上，拿破仑认为，军事指挥艺术首先表现在善于迅速武装、训练和建设一支大的军队。
他通过军事学校培养军官，并在中等学校进行培养军官的训练，学生毕业后经考试进入高等专门军事学校。
为加强部队训练，专门设立训练兵营，如著名的布伦兵营就是集中施以正规训练的基地。
训练坚持从实战出发，反对形式主义的排场和刻板的训练。
为适应战争紧迫需要，采用随营训练新兵的形式，新兵入伍后，第一个月在补充队里受训，第二个月出发行军，第三个月就投入战斗。
每一新兵营都配备一批有经验的军官和军士，每一新兵连都配备一些老兵，而在战斗时将老兵和新兵编在一起。
新兵训练重视以老带新，发挥骨干作用。
由于采取上述措施，使拿破仑能于1812年在俄国战场损失60万军队之后，很快便能武装、训练和建立一支几十万人的军队，并能迅速将他们带到战场上同反法军作战。

其四，强调兵种协同。
拿破仑一直注重促使步兵、炮兵和骑兵协调发展，以适应当时的作战特点和新的作战方法。
步兵是拿破仑军队中最主要的兵种，占了其军队编制的4/5。
其中，1805年，拿破仑曾拥有近40万步兵。

他在充分肯定步兵作用的同时，还非常强调炮兵和骑兵的作用。
正是从拿破仑开始，炮兵确实决定军队和人民的命运。
并认为，战斗决定于炮火，而不是决定于白刃战，无论是在攻城战还是在野战中，担任主角的都是炮兵。
甚至提出”制造战争的就是炮兵”，可见重视之至。

拿破仑尤其强调步兵、炮兵和骑兵三个兵种的有机配合，指出：”步兵、骑兵和炮兵，三者相倚为用，均需相互协作”。
（《拿破仑军事语录》，第47条）并明确区分了这三个兵种在战斗中的职责和任务，既充分肯定步兵的主体作用，又非常重视炮兵与骑兵的特殊功用。
认为不按战术原则而把骑兵与炮兵、步兵随便配置在一起是不对的，混合使用步兵排与骑兵排也不妥当，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没有步兵的有力掩护，骑兵不免会惨遭厄运。
并强调，决不能使三个兵种分离脱节。
显然，拿破仑已初步看到了步、炮、骑兵三个兵种联合作战的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这种联合作战的经验。

作为一代名将，拿破仑运筹帷幄，跃马疆场，身经百战，其作战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其统帅艺术为许多兵家所称道，其军事思想也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评价。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拿破仑在军事科学上的卓越改革不能视为奇迹；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就如像革命和拿破仑所创造的军事科学是革命所产生的新关系的必然结果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184页）它昭示我们：拿破仑这个资产阶级的统帅，决非天生的将才，他在军事上的成就，也决非奇妙的神话。
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他是在法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是在接受和发展前人军事遗产的基础上成熟起来的，是个人的勤奋学习和丰富的战争实践培养造就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

[法力路]

拿破仑的军事思想

来源：中国拿破仑站

　　所谓拿破仑发明了一套新的战法，那是拿破仑传奇中所固有的一派荒诞之说，事实并非如此。科林六十五年前就在其《拿破仑所受过的军事教育》一书中澄清过这个问题。更近一点对于英国读者来说，斯潘塞・威尔金森在1930年，利德尔-哈特在1933年也揭开过这个神话的面纱。与亚历山大、汉尼拔和凯撤这三位拿破仑刻意仿效的军事领袖相比，拿破仑是不能称之为“闪击战”的发明者的。“闪击战”并非什么新的作成原则，它不过是集机动、速度和集中兵力诸要素之大成加以大胆运用而己。德军于1939年在波兰，1940年在法国所运用的就是“闪击战”。 在流放圣赫勒拿岛时，拿破仑的确自称发明过一种新型战略。据记载，他曾对古尔戈将军说：“会战的伟大艺术在于在作战过程中变换自己的作战线；这是我自己的观点，而且是相当新的。”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令人难以置信。拿破仑在流放期间类似这样为自己作过许多辩护，并非仅此而已。不过下面这段话，虽然也是在圣赫勒拿岛说的，却颇为中肯： 进行攻势作战，以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古斯塔夫・阿多夫、蒂雷纳、尤金亲王和腓特烈大帝为楷模，熟读其八十三次会战的历史并以他们为榜样，此乃成为名将和掌握军事艺术奥秘的不二法门。 但是，拿破仑并不是一个只会回味历史的清谈家，他的天才在于他能在实践中借鉴历史教训并灵活运用于实战之中。如果说拿破仑未曾发明任何新型战略，那么他在战术、编制、后勤管理和装备方面，也同样没有创造任何新思想。 在战术方面，执政府和帝国时期的法军，只不过继续沿用革命军在1792年至1795年间历次战役中所发展的那些方法，而那又是以1791年颁发给旧皇家陆军的最新条令为基础的。这些战术方法是十八世纪法国所进行的无数战争的经验总结。其正常步骤是，以疏开散兵的预备火力和集结炮兵的集中火力轰击敌阵以动摇其防御，然后指挥官以密集纵队向他所判定的敌阵地之要点发起主攻。拿破仑对这种基本程序未做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作为炮兵出身并且通晓本兵种武器的杀伤力和射程的指挥官，他也许增加过火炮对步兵的比例，并进行过保留一支由他自己掌握的炮兵预备队以便在会战高潮集中火力的实践，但是在炮兵战术方面他却没有任何创新。诚如我们在下文中将要看到的那样，他在炮兵学校攻读时是十分刻苦的，对那里所授的各门课程无不用心。 至如“大战术”，尤其是借助骑兵的翼侧包围，在战争中本不是什么新鲜战法，但拿破仑在正常的作战实践中也极少采用，至少在滑铁卢战役中威灵顿的侧翼那样脆弱而易受攻击，他却无所作为。拿破仑的军队在编制上分为师和军以便在接敌运动和遭遇战中能取得更大的灵活性，这也只是对欧洲其它各国军队根据七年战争的经验而采取的一种做法的仿效。 拿破仑坚持军队应当在作战地区就地补给从而机动自如不受后勤补给的限制，这也是革命军队的正常做法，是由于国民公会时期政府财力不足，保障能力低下以至难以接济在法国国境之外征战的军队而形成的。 尽管拿破仑对于炮兵和其它兵器都具有很高的技术知识，但事实上在他执政和称帝的十五年中，法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并没有任何改进。法国步兵在滑铁卢所使用的燧发枪与在马伦哥使用的完全一样；同样野战炮的射程和口径在整个执政府和帝国时期也毫无变化，事实上与三十年前格里包发尔所设计的并无二致。 不过，拿破仑并非不留心炮兵技术的新发展。作为一个青年军官，1788年他在炮兵学校服役时，曾就用长管炮取代臼炮发射炸裂弹的方法问题向校长写过报告。这自然也不是他自己凭空想出来的，这种措施英军早在十年前就采纳了。至今尚保存了一份他当年论述线膛炮优于滑膛兵器的手稿，但这也许是他在炮兵学校学习时所做的一份讲义摘要不管怎么说，法国军队一直到他死后多年才采用线膛炮。拿破仑当时一直很关注新技术的发展。我们还发现，1810年这位皇帝一再写信给他的军械设计师，命令他们生产类似近代伍尔维奇的威廉・康格里夫所发明的那种远程火箭供围城作战用。然而他的专家们一个也没有造出来。尚无证据表明，拿破仑是否注意到了十九世纪初由亨利・施雷耐尔中校发明的“榴霰弹”，这种炮弹在半岛战争的早期曾被成功地用于轰击在葡萄牙作战的法军。总之，拿破仑时代武器装备之所以缺乏改进，也许是因为一个国家如果持续地扩充兵力致使其工业能力紧张到极限，那末就难以加强和更新武器装备。 现在让我们从军事思想和武器装备两方面详细分析拿破仑所继承的军事遗产。 (一)军事思想 在拿破仑诞生的那个世纪，法国一共参与了四场主要战争。 1.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 2.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8) 3.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1-1748) 4.七年战争(1756-1763) 此外，法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1778-1783)。这些战争虽然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但说也奇怪，却只产生了一位杰出的天才统帅—-莫里斯元帅(萨克森公爵)(1696-1750)。萨克森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战场指挥官，而且在战略、编制和战术诸方面也是一位颇有创见的思想家。利德尔-哈特颇为公道地称之为“军事预言家”。萨克森的《沉思》，大约写于1732年，直到他死后七年才出版，但即便是那时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它却逐渐渗入法国的军事思想，并且为十八世纪末时风行一时的那种军事理论奠定了基础。 萨克森军事思想的要旨是增加军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为此，他建议军队成“军团”建制，也就是现代“师”的原型，每个军团都是一个编制相同的诸兵种合成的战斗部队。这种军团有官兵3,580人，分为四个团，每团880人，每团又分四个连，每连220人，并配属半连骑兵供侦察用。这就把编制问题简化到了当时可能简化的最低限度。每个步兵连配备一门口径二英寸，能发射半磅重炮弹的双轮牵引轻型野战炮。他还希望用后膛兵器来装备其步兵，但是这一愿望直到一个多世纪后才得以实现。步兵进攻以一群散兵打头阵，他们在进入300码射程时向敌开火，然后撤回突击队的间隙之中，突击队在散兵火力掩护下，以八路纵队前进。萨克森所采用的另一种战术，是在主阵地前据守支撑点，以粉碎敌人的突击纵队。这种战法，1745年在丰特努瓦曾取得很好的效果。 萨克森死后，布罗格利元帅继承了他所制定的作战原则，从而为后半个世纪的法国战术奠定了基础。例如步兵团是成横队还是成纵队，取决于发扬火力或发挥突击力的需要；当接敌时，步兵团则应向两翼展开成散兵群。由于七年战争的结果，战斗队形有日益刻板僵化的趋势；在腓特烈大帝的影响下，操练和射击训练已达到很高的标准。但是，腓特烈著名的“斜式战斗队形”却未被法军采纳。按照这种队形，各营成梯队前进，对敌实施翼侧包围。1757年在洛伊腾战役中普军曾大败奥军，从而证明这是一种机动性很强的队形。 萨克森元帅所预示的“师”式编制，在1759年为布罗格利元帅所采纳。军队按此组编就获得了弹性和行动自由，可以更加自如地对敌实施机动作战或翼侧包围。七年战争导致军队编制的另一项发展是把一支军队分为主力、前卫和侧卫。这又使军队获得了更大的机动灵活性，因为当前卫与敌正面接触时，主力便可展开或对敌实施翼侧包围。令人感兴趣的是，拿破仑1796年在皮埃蒙特开始其第一次战役时所采用的便是这种队形。将部队这样区分后，其指挥艺术在于使各部分处于严格控制之下，保持相互支援距离，以避免任何部分被敌各个击破，同时能在决战关头集中兵力。总的原则是分进合击。 尚无证据表明拿破仑在青年时代是否曾研究过萨克森的《沉思》，或分析过腓特烈大帝的战略战术。我们仅知道他1788年在奥松时读过一本1787年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的《腓特烈二世》，但是该书对于腓特烈在1740年至1763年间所进行的战役只有一般性的描述，并未讨论其战术。另一方面，可以断言的是，拿破仑在战略战术方面的理论知识主要源于他对十八世纪两位杰出的军事作家布塞和吉贝尔所作的缜密研究。 按照利德尔-哈特的观点，布塞(17OO-1780)可以算是“最伟大的参谋长”。他原为步兵军官，以后转为工兵。他在1734年至1747年间的历次皮埃蒙特战役中取得了丰富的参谋工作经验。1775年他出版了《山地战原则》。布塞对战略实践发展所作的主要贡献是坚持把一支军队分为几个纵队，各纵队可以在平行的或向心的道路上开进并适时会合作战，实际还是基于萨克森元帅所提出的那些方法。 吉贝尔(1743-1790)是继布塞之后的又一位军事思想家。他早期的战争经验是在七年战争中获得的。1772年他出版了《战术概论》。该书甚为畅销，并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其主题是强调战场上实施战术机动的必要性。其中有一段话可概括他的军事思想，这段摘要到十八世纪末一直是战场上对部队实施战术指挥的指南： 以往要把一支军队布列成纵队或成战斗队形，其动作既迟缓又复杂，往往需数小时才能使其就位，而且不得不在距敌很远的地方展开。今后动作应该简化迅速并能适应各种地形，应尽可能晚一点并尽可能迫近敌人，再展开成战斗队形，因为纵队远较横的战斗队形易于机动；由于我方攻击点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暴露给敌人，敌人必将措手不及。部队一进入敌人的射程，指挥官就发出信号，展开成战斗队形。由于平时受过迅速展开的训练，所有的部队瞬间就可布列成阵，因而在敌人还来不及弄清何处受到攻击时，我方的进攻就开始了。 吉贝尔强调的另一点是，一支军队如果依靠旧式补给系统，带着笨重的辎重队和护送队，是不可能自由机动和迅速展开的，因此必须学会靠当地补给。他援引了加图对罗马元老院的忠告：“以战养战”。这条原则先后为法国革命时期的军队和拿破仑所采纳。吉贝尔甚至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因为他看出，十七世纪的欧洲国家所维持的小型职业军队是无法打大规模战争的。他在《战术概论》中指出：“欧洲的霸权必将落入具有雄才大略，并创建了一支国民军队的那个国家之手。”这便导致了“全民皆兵”的思想，而这正是二十年后法国革命所要付诸实施的。 布塞和吉贝尔相继发展的这些理论体现了最基本的战争观，而年轻的拿破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这些理论激励并指导了1792年和1795年间的历次革命战役，进而派生出了“拿破仑军事思想体系”。尽管拿破仑不是这些原则的发明者，但是他拥有天才和技巧，可以比其前辈更加大胆和无情地贯彻执行这些原则。 1792年，当共和国军队与其敌手奥地利、普鲁士和撒丁在战场上交锋时，他们不得不采用皇家陆军的那套战术。在拉法叶特、卡尔诺、迪穆里埃、克勒曼等优秀军官的领导下(他们虽是旧军官但拒绝流亡国外)，组建了一支既有职业军人，又有大批新动员的“义勇兵”参加的混合军队。按规定，每个小型旅 (`demi brigade，即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旅，包括三个营。)，由一个老正规军营作骨干，再编两个新的义勇兵营。1793年，法军由于又征召了十万新兵而得到了加强。这些新兵虽然缺乏训练却充满了热情和锐气，因此革命军队往往采取“人海战术”。在初期与奥军交锋遇到训练有素的排枪射击而受挫后，共和国的士兵们很快就增强了凝聚力，并取得了战斗经验。其弱点在于军官团，因为在国王被处死后，三分之二的步兵和骑兵军官都弃官逃往国外。然而炮兵军官弃官外逃的比例却很小，因此与步兵营相比，野炮连的射击训练要高出一等。这就是为什么法军炮兵于1792年9月在瓦尔米，其后又在热马普等地可以成功地抗击普军的主要原因。 1791年，即革命初期，法军曾颁发一种新的战术教范，它是以吉贝尔的理论和七年战争的经验教训为基础编写的。正常进攻队形为密集纵队，前面有一群散兵打头阵；行军速度由腓特烈的每分钟76步增加到100步。当然以密集纵队进攻有碍全营充分发挥火力，倘若展开成横队进攻，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但是对于仓促训练的新兵而言，这种密集纵队却较能增强他们的信心和团结。这种进攻队形，在整个拿破仑战争中都一成不变，因而往往导致惨重的损失，例如在布萨科战役和滑铁卢战役中就是如此。 拿破仑的军事修养不仅以布塞和吉贝尔的理论为基础，而且更多的是总结和吸取了在奥松所得到的指挥本兵种即炮兵的实际经验。在这方面，他首先应感谢法国最伟大的炮兵专家之一，格里包发尔将军(1715-1789)。格里包发尔1757年即七年战争爆发后不久，曾以中校衔被借到奥军中服务当时奥、普两国军队无论是在炮兵技术还是在训练方面都领先于法国，因此格里包发尔1764年一回到法国任炮兵总监，便倡导彻底改革。他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使各种口径火炮的配备合理化。他把重型火炮用于攻城和岸防，而把十二磅炮、六英寸榴弹炮、八磅炮和四磅炮配备给野炮连。其中四磅炮又常常配属给步兵和骑兵部队，以便更密切地有效地在战术上协同动作。在不牺牲火炮射程和炮弹威力的前提下，他还通过减轻装备的重量，来提高武器的机动性。格里包发尔的改革思想为另一位杰出的炮兵专家所坚持下来，他就是1791年被任命为炮兵总监的杜特将军。在此以前，杜特曾任奥松炮兵学校校长达七年之久，而拿破仑正是他在该校时的门生。 拿破仑的炮兵教育还深受杜特将军之弟琼・杜特(1738-1820)的影响。围攻土伦时，拿破仑就是在他的领导之下。琼・杜特是一位著名的炮兵战术专家。1778年他著有一本在战场使用炮兵的书，名为《炮兵新用法》。在这本书里，他主张把炮兵火力集中使用在为步兵选定的实际攻击点上。他强调： 我们必须把炮兵火力集中在对胜利起决定作用的攻击点上。有了明智的支持和增援，炮兵就会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琼・杜特进而提倡步兵和炮兵之间的密切协同。他指出： 至关重要的是，炮兵应该了解步兵战术，或者至少应了解步兵运动和实施机动的目的，……以便确定何时提高射速或变换阵地。 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期间曾率先组织乘骑炮兵协同骑兵作战，因此杜特建议法军应予仿效： 四磅炮可以直接与敌炮正面交锋，不过不是象以往那样由两匹马前后成纵列的双轮马车牵引，排成长列行进…而是减轻重量后钩在炮前车上前进。它们可以疾驰进入阵地并在其战斗间隙之地构成“战斗线”。凭借其机动快射速高的优点，这些四磅炮甚至可以压制一个拥有24磅炮的炮兵连，因为它们可以向每一门敌炮发射三四发炮弹。 1791年，法国采用了普鲁士改进的乘骑炮兵，所有炮兵均骑马前进。 (二)武器装备 十七世纪宗教战争中穆什克特火枪取代古老的火绳枪成为所有欧洲步兵的主要射击兵器。然而这种枪仍然是一种既笨重而且效能低的兵器，在潮湿天气下尤其如此，因此大约在十八世纪初为燧发枪所取代。英国造的“布朗・贝斯”也许是当时最有效的燧发滑膛枪，从丰特努瓦战役到滑铁卢战役，它都一直是欧洲军队的标准步兵火器。 十七世纪末，套环式刺刀取代了原有的插入式刺刀，因为插入式刺刀是插进滑膛枪口的，所以一上刺刀就妨碍射击。由于路易十四的反对，法军直到1703年才采用套环式刺刀。自此，滑膛枪和刺刀就取代了长矛成为步兵近战的主要兵器。整个十八世纪，法、英、普、奥的步兵武器性能都相差无几，难分高低。 美国独立战争(1778-1783)使英国人认识了线膛枪的价值，尽管它的射速不高，但是射程和穿透力却优于滑膛枪。英军早在1800年就采用了“贝克式线膛枪”但是仅发给担任狙击任务的特别部队使用。从枪口装弹的线膛枪，其装弹时间之长是滑膛枪的两倍。由于成本昂贵，制造困难，这种枪作为一种步兵武器难以普遍装备。线膛枪在法国出现还是很早的，路易十三(1610-1643)的卫兵就配备有这种武器。但是，在18O7年，拿破仑竟从部队收回了在共和国初期战争中所下发的线膛枪。事实上，法军在1830年征服阿尔及利亚之前，几乎没有使用这种兵器。 至于炮兵，法军野炮连的标准装备是6英寸榴弹炮，12磅炮，8磅炮和4磅炮。这是格里包发尔在十八世纪后半期所采用的，在整个拿破仑时代一直沿用不变。在使用这些武器方面，格里包发尔做到把发挥火炮的最大火力和穿越正常地域所需的足够机动能力结合起来。这的确比英军炮兵发挥的火力要大。英军可供比较的武器是5英寸半榴弹炮、9磅炮、6磅炮和3磅炮。不过尽管英军发射的炮弹较轻，但都比法军类似的炮打得远，而且由于炮车拖载量小了英军炮兵也取得了较强的机动性。 诚然。拿破仑作为一个受过高级训练的炮兵专家，对于他从格里包发尔手中所继承的武器系统虽然未作任何改进，但是他对炮兵的运输却的确采取过一些新的临时应急措施。1794-795年在阿尔卑斯山滨海山区的冬季战斗中，他在指挥意大利军团的炮兵时，曾把炮放在雪橇上以便让这些炮能够跟随步兵在冰雪覆盖的骡马小道上前进。还有一次，法军于1800年越过大圣贝纳德山口时，他曾把炮放在挖空的大树干里拖过山口，这是他从当地伐木者那里学来的技巧。为了增强其炮兵轰击的效果，拿破仑在其后来的战役中，曾给每一个军配属一个十二磅炮连。 当年轻的拿破仑二十四岁首次指挥正规部队作战时，他不仅接过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武器系统，而且在战术训练和军事组织方面也继承了非常丰富的遗产。所有这些都是以十八世纪的历次战役经验为基础的。对于这份遗产他应该感谢布塞、吉贝尔、格里包发尔和杜特兄弟这批卓越的军事思想家和军事专家。而他们的理论灵感又都取自萨克森的富有独创性的思想。拿破仑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对前人的遗产去修修补补，而是去充分地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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