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拜占廷文明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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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拜占廷文明
来自： 亚联
《全球通史》

拜占廷的1000年产生了灭绝；中世纪1000年的努力[在西方」产生了文艺复兴、现代社会，最终产生了自由世界。

　　　　　　　　　　　　　　　　　威廉・卡罗尔・巴克

爱德华・吉本认为，拜占廷生存100O年的历史，“始终是一个衰弱、悲惨的故事”。但长期以来，人们重视和正确评价了它对人类文明的多方面的贡献，从而忽视了吉本的这一论断。不过，介绍拜占廷历史的准确方法和背景多少仍是个谜。这1000年应描写成罗马帝国历史的尾声，还是斯拉夫文明的背景，或奥斯曼帝国的序幕呢？

如果从某一地区的角度观察拜占廷历史，上述任何一种方法都是正确的，但是，假如与本书所持的观点一样，从全球的角度予以观察，那么显而易见，东正教拜占廷是欧亚大陆的历经蛮族侵略而幸存、从古典时代一直不间断地持续到近代的几个传统文明之一（见第十一章第六节）。

然而，这种持续不断的历史，最终意味着被废弃和灭绝，尤其是从政治上说。因为拜占廷最易遭受攻击，所以其文明最先遭到这种命运。例如，中国仅西北部面临蛮族的侵略，它地处遥远的欧亚大陆东端，19世纪中叶之前，连好战的西方都一直无法侵入。
拜占廷则相反，它不仅遭到来自多瑙河北岸的蛮族的一系列侵略，而且遭受了好扩张的西方的进攻，以及复兴的东方的袭击；蛮族的侵略同威胁中国的侵略相类似，西方的进攻是以威尼斯商人和诺曼底骑士为形式的进攻，而东方的袭击首先指波斯萨珊王朝的入侵，然后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侵略。因此，传统的中国文明持续到1912年，而拜占廷先于1204年崩溃，后又于1261年部分地得以恢复，苟延残喘地生存下来，直到1453年最终灭亡（见图18“拜占廷帝国的衰落”）。

一、拜占廷的出现

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在帝国统治的连续性和范围方面，能与拜占廷首都君主坦丁堡的辉煌历史相媲美。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重建此城为新罗马时，这里已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它的起源应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当时，它是希腊城邦迈加拉的移民建立的一座殖民城市，取名拜占蒂翁；拜占廷是它的拉丁名字。尽管拜占廷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但在以后的1000年中，它只是一座第二流的商业城市。只要蛮族色雷斯人的威胁还存在，并切断了它同内地的联系，它就不可能上升到与其地理位置相称的地位。

图拉真皇帝及其继承者们的征服，使内地处于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从而结束了这种不利状况。因此，当拜占廷变为君主坦丁堡，即君主坦丁城时，它的陆疆及水域已非常稳固，在随后几个世纪里，在导致第一罗马帝国灭亡的蛮族进攻的面前，它岿然不动。

君主坦丁堡扮演拜占廷帝国首都这一新角色历时100O年，直到1453年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此后，君士坦丁堡又成为一个新帝国的首都，其疆域随着奥斯曼军队的征服而扩展，即从摩洛哥到波斯，从威尼斯到印度洋。君主坦丁堡统辖着这一广大地区直到近代；而在土耳其共和国取代奥斯曼帝国之后，基马尔・阿塔图尔克使将首都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迁移到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安全地带。

君主坦丁堡这段显赫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它地处欧亚两洲之间的险要位置。这座城市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南端陡峭的岬角上；岬角从海峡的欧洲一面向对面的亚洲沿岸伸出，仿佛要挡住从黑海流入马尔马拉海的急流。因此，君主坦丁堡南有马尔马拉海，北有博斯普鲁斯海湾，从而形成了重要的港口，即所谓的金角湾。

其他城市也有良好的港口和重要的地理位置，但君士坦丁堡的显著特征是，南北两面都有一条狭长且能航行的海峡。所以，这座城市由两扇海上大门保护着，可以禁止无论从爱琴海，还是从黑海来的敌船的通行。拜占廷皇帝为了加强这些天然防御，又在陆上修筑了两堵高大的城墙：第一堵墙长四英里；第二堵墙长40英里，宽20英尺，位于第一堵墙西面约30英里处。这两堵防御城墙，同巴尔干山脉这一天然屏障连在一起，保卫了君士坦丁堡的陆上进口。因此，在拜占廷长达十个世纪的统治期内，这座城市尽管在大部分时间里是遭受围攻的要塞，但却得以保存下来。

关于君士坦丁堡的历史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罗马帝国阶段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拜占廷帝国阶段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罗马帝国的结束，并不以公元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皇帝被废黜为界，因为那时以后，帝国统一的传统又持续了几个世纪。即使意大利、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和北非全都丢给了蛮族，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仍认为他们是凯撒的继承人。落后、保守的查士丁尼（527-565年）一心想将恢复帝国的梦想变为现实。因此，他征服了北非、意大利及西班牙部分地区，还编纂了罗马帝国的法典（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查士丁尼宣称，“我们将重建过去的一切，尽管其价值现已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们要重视罗马人的名誉，确保过去的一切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查土丁尼在恢复帝国方面所做的努力是短暂且代价沉重的。他在地中海西部发动的战役使帝国的国库耗之殆尽，使巴尔干和亚洲各行省被忽略、易受攻击。他死后不到十年，一个新的蛮族部落伦巴第人，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同样，在多瑙河边境，阿瓦尔人同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臣民一起，进入巴尔干地区，取代拉丁化了的伊利里亚人，削弱了帝国的控制。在东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波斯人因受贿曾与拜占廷媾和；现在，他们在野心勃勃的大皇帝科斯罗埃斯二世的率领下，开始全面消灭东罗马国。到615年，他们已占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并在君士坦丁堡对面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安营扎寨。

伟大的希拉克略皇帝（610―641年）的继位，使拜占廷得以调动一切资源，唤起人们的意志，以防止日益逼近的灾难。虽然阿瓦尔-波斯联军正在围攻君士坦丁堡，希拉克略却采取攻势，并于627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大败波斯人；早1000年，亚历山大大帝也正是在这一地区战胜过波斯人。第二年，波斯人被迫取消所有征服活动，缔结和约。

在消除东方的危险之后，希拉克略才发现，斯拉夫人这时已占领并定居于巴尔干半岛北部大部分地区。他只得将就现实，为他们指定一定的地区。作为回报，他们承认他的宗主权，并同意每年纳贡。于是，新来的斯拉夫人渐渐从侵略者变成了移居者。几个世纪以后，这些散居在巴尔于半岛广大地区的斯拉夫人，循着不同的方式发展，具体形成了四大种族：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岬角地区的斯洛文尼亚人；居住在德拉瓦河和亚得里亚海之间地区的克罗地亚人；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和多瑙河之间的巴尔干半岛中部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居住在黑海剩余地区，不久采用保加利亚征服者称号的斯拉夫人。后两个种族，借鉴拜占廷文化，建立了短暂但却伟大的中世纪王国。而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则由于地处半岛西部，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民，在文化发展方面，深受罗马而不是君士坦丁堡的影响。

反对阿瓦尔人和波斯人的斗争，只是同穆斯林阿拉伯人进行更大、更决定命运的争夺的一个序幕。如第十三章第三节所述，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伊斯兰教军队迅速占领了中东大部分地区。拜占廷和波斯之间的长期斗争，使得两个帝国财资耗尽，十分虚弱。在单一性灵论的问题上，东部请省人民所表现的宗教上的不满，进一步削弱了拜占廷；单一性灵论认为，基督只有单一的神性，而正统的拜占廷教义则认为，基督既有神性，又有人性。当时的争论十分激烈，以致许多东正教教徒宁愿接受伊斯兰教的统治，而不愿受君主坦丁堡的宗教支配。因此，这时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长达1000年的希腊-罗马统治，20年内便宣告结束，尽管年迈的希拉克略拚命努力，还是无济于事。

7世纪较后阶段，就连拜占廷帝国的生存都受到穆斯林海上袭击和保加利亚人陆上进攻的双重威胁。发展海上力量，是阿拉伯人在适应环境方面所取得的功绩。、他们以此征服了塞浦路斯和罗得岛，然后，从669年起数次围攻君主坦丁堡。与此同时，拜占廷还受到来自北方的保加利亚人的威胁；这是一支亚洲民族，最初受拜占廷人利用反对阿瓦尔人。但这时的保加利亚人，正占领着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地区，并以此为基地，威胁着君主坦丁堡。

拜占廷这次再度被受神启示的帝国首领，伊索里亚王朝的统治者利奥三世（717―744年）所拯救。利奥原为叙利亚军事指挥官，趁阿拉伯人围攻君主坦丁堡之际，夺取了政权。他不仅粉碎了阿拉伯人的围攻，而且将他们赶出了小亚细亚。在他统治末期，帝国边境比较稳固，但同查士丁尼时期的疆界相比已大大缩小。意大利已丢失给伦巴第人；巴尔干北部丢给了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丢给了
阿拉伯人。

然而，这一缩小的帝国却是一个民族更加单一的帝国，因为东部诸省主要是单一性灵论者和非希腊人。在这种情况下，撤回到托罗斯山脉，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拜占廷；托罗斯山脉是希腊人的小亚细亚和正成为伊斯兰教世界中心的地区的分界线。这一分界线因穆斯林世界的内部骚动而得以加强。阿拔斯王朝的建立（750年），伊斯兰教首都从大马士革迁移巴格达，结束了这种骚动。但这时，伊斯兰教的扩张方向是向东，而不是向地中海。因此，在11世纪好战的突厥人出现以前，拜占廷帝国和穆斯林帝国能和平共处。

拜占廷和西方之间正形成一条同拜占廷和伊斯兰教之间相类似的分界线。由于伦巴第人的侵入，罗马教是曾向君士坦丁堡寻求保护，但未能成功，因为拜占廷当时正在全力对付阿拉伯人。因此，教皇又转向法兰克人，结果双方合作；500年，罗马教皇为查理曼举行世所闻名的加冕礼。而君士坦丁堡到812年才勉强给查理曼以“罗马人的皇帝”的称号，从而承认了西方的政治统一体。但以后几个世纪里，拜占廷与西方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语言、教会事务和普通文化上也都疏远了。

8世纪时出现的拜占廷帝国，比查士丁尼时的短暂的帝国小得多，但它的民族更加同一。东、西方诸省的各种种族、文化和宗教的成分已被抛弃，剩下的核心基本上是希腊的东西，只是，并非绝对如此。以这一方式，完成了6世纪东罗马帝国到8世纪拜占廷帝国的转变。8世纪时的拜占廷帝国是一个文化上既与东方的伊斯兰教，又与西方的新欧洲截然不同的帝国。

二、拜占廷的黄金时代

9世纪初至11世纪初，拜占廷帝国臻于极盛。当时帝国的行政区划分完全以省为基础；各省由主管行政和军事事务的将军统冶。这一行政军事化，是作为外来危险迫近时的一项应急措施，由希拉克略予以实现的。帝国将各省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作为他们服兵役的报酬。在强有力的皇帝们的统治下，由于农民承受着巨大的捐税负担，这种分省统治确保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提供了军需储备，填满了国库。

拜占廷的经济也牢固地建立在自由农民村社的基础上，这种村社同大地主的庄园一起发挥着作用。自希腊-罗马古典时期以来，在残存的城市中心，工匠的技能水平很高。阿拉伯作家描写了拜占廷的手工艺品，尤其是奢侈品的质量，认为只有中国的工艺品能与之相媲美。自欧亚大陆各地区经由君士坦丁堡的大量货物同样很重要，它们是黑海地区的奴隶和盐，印度的调味品、香料和宝石，埃及的纸莎草和粮食，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及西方的银、熟铁产品、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

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使拜占廷皇帝们能够发动再征服战争；这些战争虽不象查士丁尼所发动的征服战争那样野心勃勃，却较为实际。他们重新收复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从而制止了阿拉伯海军对爱琴海域的侵袭。帝国的疆土也扩大到叙利亚北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巴尔干半岛北部的保加利亚人，一直是帝国的威胁，1014年，巴西耳二世在巴尔干半岛北部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被称为“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

这一时期文化上是一个稳定、同一的时期。拜占廷人仍称自己为罗马人，但希腊语无论作为书面语还是口语，都是帝国通用的语言。随着持异议的东部诸省丢失给伊斯兰教，随着反对崇拜偶像者和崇拜偶像者，即圣像破坏者和圣像崇拜者之间猛烈、持久的争论的消除，宗教的同一性也得到进一步的促进。解决争端的折衷办法是禁止宗教雕塑，但允许宗教绘画，这一点至今仍是东正教宗教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

被再征服的克里特岛上的穆斯林的皈依，以及巴尔干北部地区的斯拉夫人的皈依，也使拜占廷教会显得生气勃勃。865年，保加利亚大公鲍里斯为报答帝国对他的征服的承认，接受了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以后几年，拜占廷传教士为保加利亚人提供了字母表，将《圣经》译成了保加利亚语，并筹备了斯拉夫人的礼拜仪式。大约与此同时，象基辅公国的俄罗斯人那样，塞尔维亚人也皈依了东正教（见本章第六节）。然而，再往西，罗马天主教却在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中盛行，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仿效邻近的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日耳曼人皈依了天主教，皇帝和主教之间互相支持的密切关系，也使帝国更加稳固。附属国教会的原则是因袭的、公认的，皇帝不仅自称为“奥特克拉特”，即君主，而且自称是“艾按波斯特罗”，即相当于传道者的人。10世纪选举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仪式书中，明确规定了这种从属关系。教会大主教们按照皇帝的命令聚集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向皇帝提交主教的三位候选人的名单。皇帝可以随意挑选三人中的任何一个，或者三个都拒绝，指定他自己看中的候选人；而这种候选人须得到大主教承认，认为能胜任其职才行。然后，在就职仪式上，“根据上帝和皇帝的旨意”宣布教会的新领导当选为主教。

总之，在这几个世纪中，由于同西方和穆斯林世界逐步形成了一种适度的和平共处的关系，拜占廷是稳定、强大、富裕。自满和相当注重内部的。这些特点使人联想起明朝的中国（见第十七章第五节）。实际上，拜占廷同中国一样没有大学，其主要任务是为官僚机构培养官员。不过，君主坦丁堡的大学时有时无，其作用也不正规，因而缺乏中国大学那种连续的有效性。6世纪拜占廷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对有关神性问题的长期争论所作的儒教式的评论，也使人联想到中国。他说：“我认为，所有关于神性的争论都是荒谬的、愚蠢的。人们连自己的本性都无法知道，因此，应该放弃对神性的一切评议。”

拜占廷文化从未解决它在自己的古典遗产和宗教倾向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心理。拜占廷帝国灭亡的前夕，柏拉图主义者吉米斯图斯・普莱桑（约1355―1450年），对一个深受基督教及其组织约束的国家的前景公开表示怀疑。普莱桑作为一名著名的教师，在伯罗奔尼撤半岛的拜占廷的省府密斯特拉度过了他的大半生。他梦想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恢复古希腊社会；这一社会按照经过修改的柏拉图式的乌托邦组成，以异教信仰而不是基督教信仰为基础。但在拜占廷人的思想中，这种古典的、现世主义的倾向从来没有盛行过。拜占廷社会仍以宗教信仰为主要倾向。在这个社会中，比普莱桑更有代表性的是传教土约瑟夫・布莱尼斯，他的布道为当时的种种罪恶提供了宗教上的解释：

我们的统治者不讲正义，监察员贪得无厌，法官受贿，调停者说谎，市民行骗，农民愚蠢，所有的人都毫无用处。妇女比娼妓还要无耻，寡妇好奇多事，妇人蔑视贞操、不守信义；青年人放荡不羁，老年人酗酒成瘾。修女玷污了自己的称呼，教士忘掉了上帝，僧侣偏离了正道。……我们许多人生活在暴食、酗酒、私通、奸淫、邪恶、放荡、仇恨、猜疑、妒忌和盗窃之中。我们已变得傲慢、吹牛、贪婪、自私、忘恩负义、拒不服从；变成了逃兵、强盗、叛徒；变得邪恶、不讲正义、顽固不化、不可和解。…正是这些东西以及与其相类似的其他东西，使我们受到上帝的惩罚。

三、拜占廷的衰落

1025年，“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巴西耳去世时，拜占廷帝国的显赫地位显得无可争辨的稳固，北部边境以多瑙河为固定界线。该时，阿拉伯伊斯兰教世界已经分裂，不再构成威胁；凡是西方出现的东西，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都显得十分原始，无足轻重。但在巴西耳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帝国便陷入困境，大约不到两个世纪后，即1204年，首都落入受人鄙视的西方蛮族手中。

急剧倒退的一个原因是，主管各省的军事将领的反抗不断增长，破坏了帝国的军事体制。巴西耳二世十分强大，足以控制军队。但他的继承者却软弱无能，无力控制军队，尤其是在军事将领同各省大地主联合起来以后。军事领将带利用为保卫边疆而征慕的农民军来反对君士坦丁堡的行政当局。作为回击，官僚们遣散了农民军，让农民由服兵役改为交付现金。再用征集来的资金雇佣外国雇佣兵，其中包括诺曼人、日耳曼人、帕齐纳克人和亚美尼亚人。但与前农民军相比，这些外国雇佣兵显然不可靠，在支付给他们的军饷尚来筹得时，他们经常转而反对表面上由他们保卫的帝国。

社会封建化的政治问题，是帝国衰落的一个密切相关的原因。军事将领和地方地主们积聚起巨大的地产，使诸行省整个地落入少数家族的控制之中。皇帝们经常颁布阻遏这种趋势的命令，以下这条由君士坦丁七世于10世纪初颁布的命令是很有代表性的：我经常得悉，色雷斯的富人们无视皇帝颁布的、由天赋的人权中导出的法律，拒不服从我们的命令，继续侵入农村。他们压迫穷人，购买授予权和遗嘱，把穷人从属于穷人的土地上赶走。因此，鉴于这些情况……尽管我们的前辈已有令在先，禁止购买穷人的土地，但我们仍再制定一条法令，……所有胆敢侵入农村或抢占穷人土地的人，必须立即交出占有的土地，不再拖延，不得申辩；无权要求赔偿任何损失。……

这个命令以及其他类似的命令都未生效，原因很简单，贯彻执行命令的阶级正是命令中所针对的阶级。巴西耳二世去世后，甚至连这些努力都基本停止。相反，皇帝开始准许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享有国家所有地用益权。这些赐地同服兵役连在一起，于是，开始形成了与西方的采邑相类似的东西，只是没有效忠和封地。的确，1204年，拉丁人征服拜占廷后，将它分成了若干采邑希腊贵族承认，这种来邑就是他们的赐地的拉丁翻版。

严重的经济失调也危害了帝国。私人和寺院的大地产使帝国的岁入减少，尤其是在巴西耳的继承者减免了大地主的大部分捐税之后。与此同时，朝廷的奢侈和外国雇佣军的开支，使帝国的支出不断上升。帕齐纳克人和塞尔柱突厥人的骑兵袭击，危害也很严重，它使某些地区土地荒芜，颗粒不收。币值稳定达七个世纪之久的拜占廷金币索里达，这时也连续贬值。

同其他许多帝国一样，拜占廷的内部衰弱招致了外来侵略。在西方是诺曼人冒险者。他们最初是拜占廷的雇佣军，这时转而反对衰弱的帝国，占领了自查士丁尼征服时期以来一直保留下来的意大利南部领地。同样，在东方是塞尔柱突厥人。他们从家乡中亚进入伊斯兰教帝国，在那里被巴格达哈里发雇为雇佣军。这些雇佣军逐渐变为主人，于1055年占领巴格达，建立了塞尔柱帝国。这些突厥人使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得以复兴，重新统一印度和地中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并兵临将拜占廷帝国和伊斯兰教世界分隔数世纪的托罗斯山脉边境。

这是1071年拜占廷帝国发生两大灾难时的背景，这两大灾难标志着南国长达数世纪的衰落开始了。一个灾难发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巴里，在那里，诺曼人占领了拜占廷喉一残存的一个据点。另一灾难，也是更为决定性的失败，发生于小亚细亚的曼齐刻尔特。在那里，塞尔柱人在一重大战役中击败了拜占廷皇帝，这一战役使小亚细亚开始由希腊人的基地变成突厥人的根据地。这一战役之后，两位敌对的皇帝为争夺拜占廷王位而开战，他们各自雇佣了突厥军队互相争斗。于是，突厥人能随意进入小亚细亚，渐渐将小亚细亚从东正教拜占廷势力的基地变成了突厥民族的中心地。

精明顽强的皇帝亚历克塞一世康危努斯（1081-1118年），挽救了似乎即将灭亡的拜占廷帝国。他给予威尼斯人极大的商业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反对威胁要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诺曼人。他还向天主教国家求援，反对穆斯林塞尔柱人。但他得到的不是所希望的数量有限的外国雇佣军，而是大批涣散的十字军；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十字军是由亚历克塞极有理由不信任的诺曼人领导。这两个社会的接触，导致了彼此间的怀疑和公开敌对。希腊人和拉丁人各自都不喜欢对方的语言、宗教、政治和生活方式。

亚历克塞机敏地怂恿十字军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小亚细亚，在那里，阿拜占廷军队一起收复了塞尔柱人占领的部分领土。但第二次、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希腊人和拉丁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另外，在小亚细亚中部，当拜占廷人轻率出击，进攻塞尔柱帝国的首都科尼亚时，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他们在中途的密列奥塞法隆战役（1176年）中被突厥人打败。这一失败使拜占廷在小亚细亚东山再起的任何可能化为乌有。与此同时，威尼斯人由于早先从财政紧迫的皇帝手中获得的商业特权，正在破坏拜占廷的经济基础。他们获准在全国各地免交一切捐税，这一特权使他们对遭受苛捐杂税的拜占廷商人占绝对优势。因此，意大利人不仅束缚了帝国的贸易，而且使君士坦丁堡的国库失去了主要的税收来源。威尼斯人的富裕和拜占廷人的贫穷之间的悬殊差别，导致了1183年的暴动；暴动中许多拉丁人被杀死，其财产被掠夺。

这就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的背景。这次东征被恰当地称为“商人的东侵”。威尼斯商人的经济计划，西方冒险家对财富和土地的追求，拜占廷觊觎王位者的奉承，拉丁人心中对所谓的狡诈、柔弱、贪婪和异端的希腊人的长期不满，所有这一切，使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改变了方向，从解放耶路撒冷这一最初目的改为进攻君士坦丁堡。1204年春，法兰克、威尼斯、佛拉芒和日耳曼联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它接连三日遭到冷酷无情的掠夺和屠杀。“即使是萨拉森人”，一位拜占廷编年史家说，“也比他们仁慈。”然而，似乎有悖常理的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最后结果却是为伊斯兰教统治整个中东铺平了道路。尽管1261年拜占廷帝国得以恢复，但再也没能从拉丁人征服的创伤中复原过来，而是苟延残喘地生存下去，直到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为止。

四、拜占廷的灭亡

获胜的拉丁人在拜占廷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他们的封建国家。他们在君主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拉丁帝国，在塞萨洛尼基建立了一个拉丁王国，在希腊建立了几个拉丁国家。热心商业的威尼斯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四分之一的领土，兼并了许多位于通往地中海东部的道路上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港口。然而，这些新的国家一开始就注定要灭亡。当地的希腊东正教居民虽死对他们满怀敌意。而且，拉丁征服者仅在巴尔干半岛的边缘地区占有几块孤立、不稳的小地盘，四周都被敌人包围着。他们不仅面临巴尔干半岛内地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王国，而且面临相继建立的三个希腊国家，一个位于伊庇鲁斯的阿尔塔，一个位于黑海南岸的特雷比藏德，还有一个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尼西亚。其中，第一个国家非常贫穷，难以提供有效的领导，第二个国家又十分孤立。因此，只有尼西亚，能凭借它的战略位置、丰富的资源以及有力的领导，组织希腊人抵抗拉丁人的统治。

凭借外交手腕和军事势力，尼西亚统治者逐步削弱了拉丁帝国的力量，使其最后只剩下君士坦丁堡一座城市。结果，1261年，拉丁皇帝和威尼斯殖民者未进行任何抵抗，便逃离了君士坦丁堡；尼西亚皇帝米海尔・巴列奥略庄严地迈入首都，在公众欢呼声中，住进帝国皇宫。

拜占廷帝国最后一个阶段的历史，是从1261年米海尔・巴列奥略收复君士坦丁堡开始，到1453年他的继承者君士坦丁・巴列奥略同突厥人作战、在首都城门被杀结束。在这两个世纪中，恢复的帝国仅由君主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这两座城市及其周围小块不稳定地区和两个属地组成。这两个属地是伯罗奔尼撤的米斯特拉和小亚细亚北部的特雷比藏德。

这个可怜、残存的帝国的前景，并不比前拉丁帝国更有希望。在亚洲，它所面临的是难以对付的突厥人；在欧洲，它被残留在希腊的诸拉丁小国，被北面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包围着。除这些外部威胁外，还有内部危机。这时，帝国的经济已经破产；意大利人对贸易的束缚仍在继续。因此，14世纪中叶，君主坦丁堡热那亚居民区的收入是帝国政府关税收入的七倍。皇帝们被迫使自己的货币贬值，被迫将王冠珠宝典当给威尼斯银行家。不断增长的捐税对政治上有权势的言人通货无效。为反抗出身高贵的富有贵族，穷人们举行起义，结果，社会冲突使城市四分五裂。

1342年1349年，被称为“狂热派”的革命派领袖们统治了塞萨洛尼基。他们减轻穷人的捐税，废除穷人的债务，没收寺院的土地，分给穷人；他们采取分享民主制，让市民参加民众会议，由公众选举官吏。他们的政治纲领似乎受意大利共和制城邦的纲领的影响。但垂死的拜占廷帝国，不能忍受蓬勃发展的西部所自然形成的这一政治和社会改革。在塞尔维亚人和突厥人的援助下，皇帝镇压了“狂热派”，消灭了他们的共和政体。然而，这一事件表明了当时深刻且普遍的冲突，以下这段同时代的叙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起义象可怕、残酷的时疫席卷全国，冲击着许多过去曾是温和、稳健的人。……于是，所有城市都起来反对贵族。……整个帝国处于最为残酷、最为激烈的斗争的痛苦之中。……人民动不动就发动武装起义，行为凶暴，因为他们憎恨富人。…

除这一社会经济的脆弱之外，帝国还因宗教纠纷而受到削弱。为了得到西方人的援助，反对日益逼近的土耳其人，皇帝曾分别三次（1274年在里昂联合王国；1369年在罗马；1439年在佛罗伦萨）许诺，让东正教会归顺罗马教皇。但这些许诺毫无意义，因为西方给予的援助微不足道，而拜占廷则因民众激烈反对向可僧的拉丁人作任何让步而进一步四分五裂。“伊斯兰教比罗马教皇更好，这就是人民大众对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暴行，对意大利商人的剥削的针锋相对的回答。

认为土耳其人更好的呼声过去时常听到，但15世纪中叶情况独特，当时的土耳其人已能够接受邀请。如第十四章第六节所述，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塞尔柱人手中接管并占领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廷领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打败了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到1453年，他们已做好最后进攻被围困的拜占廷首都的准备。

这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减少到50000至70000。所有能护城的力量，包括一小部分西方人在内，总共不过9000人。仅这些人要守住一道道城墙、修复被敌人大炮摧毁的缺口，是远远不够的。而由能干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军队，则至少也有80000人。4月2日攻城开始；在皇帝君主坦丁的英勇领导下，守军屡却侵略者；但君主坦丁堡终于在5月29日被攻克。城市陷落后，侵略军纵兵屠掠，连续三日。当时的拜占经历史学家杜卡斯在下面这段话中，描写了拜占廷帝国1000年历史的结束：

城市沦陷三天后，他[穆罕默德]同意放船。于是一条条满载货物，重得似乎要下沉的船离港出航，驶向各自的省市。这些船装载些什么货物呢？有精美昂贵的布料和纺织品；有金、银、青铜、黄铜的制品和容器；有不计其数的书籍；还有战俘，包括教士、俗人、修女和僧侣。所有的船都满载货物，所有的军营帐篷里都关满了俘虏，堆满了数不清的东西和物品。在这些野蛮人中，只见一个人穿着大主教的法衣，另外一个人身着神父的金色圣衣，他们都领着狗；这些狗不象往常那样带着颈圈，而是身穿金色锦缎衣服（基督教教土制服）。其他人坐在宴席上，面前摆着盛满水果和其他食物的大圆盘以及大酒杯；他们吃着圆盘里的水果、食物，喝着酒杯里的葡萄酒。他们将数都数不清的各种书籍装上大车，运往东、西方各地出售。一个诺米斯马能买到十本书，这些书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著作、神学书和其他各种书籍．福音书多得数不清，都有各种装饰，他们撕下书上的金银饰物，有些书出售，有些书则扔掉了。他们将所有的肖像付之一炬，用这种火烤肉吃。

五、拜占廷的遗产

回顾历史，拜占廷显然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一，它起到了保护盾的作用，使盾牌后面的西方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明。这一点的全部意义，在1453年君主坦丁堡沦陷后变得非常清楚；土耳其人仅在半个世纪内便抵达欧洲的中心，包围了维也纳。同样重要的是，拜占廷还促进了贸易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廷一直是整个地中海盆地的经济动力，而它的货币则是国际标准交换媒介、它的商人及其商品，对于使西欧摆脱其封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对于使意大利城邦走上控制地中海商业的道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文化领域中，拜占廷挽救了古代文化艺术珍品，并将它们同她自身的遗产一起传给了子孙后代。拜占廷传下了由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传下了只是近来才得到正确理解和评价的一门宗教艺术。以及由认真的学者们加以汇集、注释和保存的古典和希腊文化时期的文学、学术名著。最后，如下节所述，拜占廷对东斯拉夫人来说，如同罗马对日耳曼人而言一样，是伟大的教育者、伟大的引导者、宗教和文明的源泉。

这些成就与吉本有关拜占廷的历史意义的著名论断不相符合。然而，与此同时，拜占廷明显缺乏古典时期雅典的生气和光辉，尽管相比之下，后者在领土和年代上显得微不足道。原因是拜占廷的作用是绝对保守的。这并不是说它静止不变。它自始至终都在使自己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但命运注定它只是保存。而不是创新。它诞生在一个古老的国度，生活在过去的势力和荣誉的阴影之中，这种势力和荣誉正是它所试图维持和恢复的。它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领袖人物――行政官员、军事将领、学者和神学家，但由于处在上述环境之中，他们很少有人真正具有创造力。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东罗马帝国整整生存了1000年，这一点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优势。5至11世纪，同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西方显得原始、无足轻重。但正是这几个世纪中，恰恰因为西方必须重新开始，所以，西方为新的文明打下了基础；而拜占廷却一直躺在光辉灿烂、占压倒优势的遗产上。这就是从11世纪起，西方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君主国崛起、新的知识水平出现、扩张主义生气勃勃――首先是地方的十字军东侵，然后是向海外推进，在数世纪内导致全球性霸权――而稳步前进的原因。故而，相比之下，拜占廷很可怜，在较后的几个世纪中，它一直无力冲破过去的桎梏，因而，变成了一个陈旧的、与时代不合的存在物，它进行着一场勇敢且注定持久的斗争，直到1453年遭到耻辱的但却不可避免的灭亡为止。

六、拜占廷和斯拉夫人

尽管拜占廷的历史已经结束，但拜占廷的制度和文化，仍在北方的斯拉夫人中继续生存，正如它们很大程度上仍存在于已属土耳其人统治的、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中一样。斯拉夫人起源于今俄国和波兰的多沼泽的边境地带，他们以巨大的弧形向四周颇有吸引力的平原扩散。

向西迁移的矫拉夫人形成了今天的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他们都称为西斯拉夫人。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他们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因此，他们信仰的是天主教，使用的是拉丁字母。那些渡过多瑙河、移居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就是今天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如本章第一节所述，这些南斯拉夫人中的前两者接受了西方的文化；而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文化发展，则受到了君士坦丁堡而不是罗马的影响。最后，向东迁移的是苏联斯拉夫人的祖先，这些东斯拉夫人就是个苏联北部的大俄罗斯人、南部地区的小俄罗斯人即乌克兰人和西部边境的白俄罗斯人；西部边境显然是斯拉夫人的最早发源地。

东斯拉夫人居住在北起北冰洋沿岸，南至黑海，东到乌拉尔山脉的广阔的平原上。在北部平原，移住民一直以森林为居住地；在这里，他们未遭到分散、组织松弛的芬兰部落和立陶宛部落的什么抵抗；这些人不是同他们通婚，就是被他们轻易排挤掉。相反，在南部平原，森林逐渐让位于空旷的草原，移民们总易遭到其他民族的袭击；这些民族常出没于从中亚经乌克兰到多瑙河流域的漫长的游牧道路上。

这些东斯拉夫人，即今天所谓的俄罗斯人，从事渔猎和原始的刀耕火种的农业。因此，他们通常以分散的家宅和小村落，而不是以人口密集的村庄和城镇为单位。出现的城镇，很少发展成为主要河流沿岸的贸易中心。只有第聂伯河沿岸的基辅和伊尔门湖畔的诺夫哥罗德是当时的贸易中心；前者担负着南北运输，后者控制着东西贸易。

正是这种长途贸易，为第一个俄罗斯国家提供了基础。据传说，彼此不和的斯拉夫诸派别曾邀请北欧人的首领留里克为其统治者。“我们的国家富饶辽阔，但却没有秩序，快来管辖和统治我们吧！”于是862年，留里克成为诺夫哥罗德的第一任王公；不久以后，他的追随者们南移基辅。有关这些北欧人，即东欧所谓的瓦朗吉亚人的确切作用，至今仍有争议。过去的猜测认为，他们独自创建了第一个俄罗斯国家，创造了最早的俄罗斯文化；现在普遍对此持怀疑态度。事实上，瓦朗吉亚人在文化领域中所做的贡献，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而他们对早期俄罗斯人的政治体制的影响程度，至今也不明确。不论确切情况如何，基辅已成为沿漫长的第聂伯河航线的、俄罗斯各公园自由联盟的中心。基辅的卓越是建立在同南面诸古老文明中心――拜占廷、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穆斯林世界――所进行的繁荣贸易的基础上。俄罗斯农村的各种原材料如毛皮、兽皮、粮食、木材和奴隶等汇集基辅，以换取各种奢侈品，其中包括细纹衣料、玻璃制品、香料、珠宝和酒。

早期俄罗斯人不仅同南面请文明中心进行贸易，而且还借用了它们的某些主要的文化，尤其是拜占廷的基督教。在此之前，异教的俄罗斯人一直崇拜各种自然力量，将这些自然力量化身为某些神，如热光之神达什伯格、雷电之神佩鲁恩和风神斯特里伯格。当时既没有寺院，也没有僧侣。宗教仪式仅限于向广阔天空中的诸神的天然形象献祭。据11世纪末至12世纪基辅僧侣编纂的编年史记载，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认为，斯拉夫人的原始的众神崇拜很不合适。他―一考虑了诸宗教代表所阐述的各自的论点，甚至派使节前往信奉这些宗教的国家，听取他们的汇报。最后，弗拉基米尔拒绝了天主教，因为“我们在那里看不到荣誉”；拒绝了犹太教，因为犹太人的上帝太不强大，无法使他们继续留在耶路撒冷；还拒绝了伊斯兰教，因为它戒肉禁酒，而他认为，“喝酒是俄罗斯人的乐趣。没有这种乐趣，我们就无法生存”。因此，弗拉基米尔决定赞成东正教；他的使者们为在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看到的仪式而倾倒：“……我们不知道是在天空，还是在人间。因为人间没有如此壮观、如此美丽的景象，简直叫我们难以形容。”大约在988年皈依东正教后，弗拉基米尔命令捣毁所有异教神像，佩鲁恩的像被挂在马尾上，拖进了第聂伯河。另外，基辅公国的全体居民，都到第聂伯河去集体洗礼，如《编年史》所述：“…看到如此众多的人得救，天堂、人间一片喜悦。”同几个世纪前欧洲西北部的天主教一样，皈依是统治者及其顾问们的决定，人民大众只是服从命令而已。虽然信奉多神教的斯拉夫人过去没有教士阶层，避免了有组织的抵抗，但人民大众仍坚持他们的传统信仰，相信巫术和预兆。因此，1274年，教会发现有必要颁布一条规定：不得任命过去从事巫术的人为司祭。

弗拉基米尔接受东正教，并非仅仅是宗教信仰的改变，它对俄罗斯人的风俗及其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普遍、深刻的影响。以拜占廷为模式的教会统治集团，这时已经组成，首领是基辅大主教，由君主坦丁堡最高一级的主教伍命，且隶属于他的管辖。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大主教都是希腊人，不过，由大主教任命的主教，除最初几任外，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基督教还给俄罗斯带来新的宗教文学和法律文学，其中包括《圣经》、拜占廷收集的早期基督教作家的作品、圣徒传记和法律书籍的译本。石造教堂、镶嵌工艺、壁画、油画、尤其是肖像画等拜占廷艺术，这时也被介绍进来。而且，在这些方面，俄罗斯人更胜一筹，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俄罗斯-拜占廷风格。另外，东正教过给俄罗斯带来了拜占廷教会的法律，建立了宗教法庭。如在西欧一样，这些法庭拥有非常广泛的司法权，处理包括道德，信仰、继承权和婚姻等各个方面的案件。

在政治领域中，新教会加强了大公的权力。如在西欧，罗马教皇曾将法兰克国王从部落酋长改变成神权帝王一样，如今，俄罗斯东正教将诸公国大公从一帮个人追随者的首领改变成“上帝的奴仆”和神权统治者。而且，按照拜占廷的传统，俄罗斯教会还接受了世俗的权力和控制权。在莫斯科，如在君士坦丁堡一样，没有强求皇帝和国王服从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这样的人物。例如：1389年，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安东尼曾写信给莫斯科大公瓦西利，抱怨大公不尊敬他及他的主人拜占廷皇帝：非常遗憾……我听说，你不允许大主教在礼拜仪式中提到神圣的皇帝的名字，甚至还说，“我们有教会，但没有皇帝，而且也不想知道有皇帝。”这是不恰当的。神圣的皇帝在教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与其他统治者――地方王公和君主不同。当初，皇帝为整个世界创立并进一步确定了真正的信仰。皇帝们召开了全基督教会会议，还通过法律进一步确定了要遵守的东西，即要遵守那些崇高、神圣的教规宣布为是教会生活的真正教义和正统观念的东西。……对于基督教徒来说，有教会而没有皇帝是不可能的，因为教会和帝国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将这两者分隔开来。

拜占廷及其皇帝被消灭后，东正教的这一顺从性在俄罗斯教会对俄罗斯皇帝的屈从中显现出来；这种情况具有重大影响，并一直持续到拜占廷灭亡后的沙皇帝国。综上所述，对俄罗斯来说，拜占廷的影响显然是一大促进因素，但同时又是一种麻醉剂。俄罗斯人所借鉴的，不论是教义、仪式、音乐，还是建筑，都已完全形成且相对稳定。在这一意义上说，拜占延对一个正在觉醒的民族的影响是毫无价值的，它只能阻碍，而不是鼓励这一民族的创造力和独创性。此外，俄罗斯人在接受拜占廷的基督教的同时，还继承和维持了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长期不和，从而，在他们和西方之间设置了一个障碍。这无疑是一种倒退，因为在此之前，俄罗斯人已同欧洲其他国家取得了多种联系，即贸易的、朝廷的和外交的联系。例如，11世纪，雅罗斯拉夫大公曾同欧洲一些主要王朝联姻：他的妹妹嫁给了波兰的卡齐米日一世；他的儿子娶了拜占廷的公主；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法国的亨利一世和挪威的哈拉尔三世。

不仅是宗教争端，而且更大程度上是蒙古人的侵入和占领，终止了俄罗斯同西方的这些联系。基辅因地处森林和平原交界处，总是最易遭受袭击。游牧民进攻的威胁如即将临头的危险笼罩全城，这种危险于1237年终于降临。当时，蒙古人象他们席卷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那样，横扫了整个俄罗斯领土。除诺夫哥罗德因地处遥远的北方而幸免于难外，基辅和其他俄罗斯城市均被夷为平地。用一位编年史家的话说：“没剩下一个能为死者流泪的人。’

七、第三罗马

蒙古人虽自愿撤离欧洲中部，却愿意继续留在俄罗斯。他们在此建立了金帐汗国。其首都萨莱地处伏尔加河折向西流的拐弯处，是伏尔加河畔的战略要地。随后两个世纪的蒙古统治，不可避免地给俄罗斯人留下深刻的印记。他们被迫放弃平原上的小块居留地，撒进安全僻静的森林之中。在那里，只要他们承认蒙古大汗的宗主权，每年纳贡，便可自行其是。的确，大汗们颁布了某些豁免权，准许俄罗斯教会免交捐税，承认大主教对东正教的管辖权。作为回报，俄罗斯牧师为大汗及其亲属祈祷。大汗及其亲属虽然是穆斯林而不是基督教徒，却欢迎这样的祈祷，因为它可以减少可能发生的反抗。俄罗斯人渐渐恢复了他们的实力，发展起一个新的民族中心――莫斯科大公国。莫斯科远离危险的平原，位于森林深处。莫斯科除了游牧民难以接近它外，还具有其他一些优点。它是从第聂伯河到东北各地区的两条重要干线的交通要冲；几条来自各方的河流也都汇集于这一地区，使它能利用内河水系得益。它所拥有的一系列统治者也是它的一个优势；这些统治者爱好和平、勤俭节约、善于算计，他们耐心而又无情地增加自己的属地，直到莫斯科成为新的民族核心。

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兼并俄罗斯各国”方面尤为成功，因此，他被认为是俄国的第一位民族统治者。他征服了邻近几个公国，如雅罗斯拉夫、特维尔和罗斯托夫；这些公国过去曾比莫斯科强大，但后来衰落下去。伊凡三世征服强大的诺夫哥罗德公国的胜利最为著名；诺夫哥罗德过去曾建立了自己的庞大的贸易帝国。伊凡三世到他统治本期，已使其疆土大大扩展，从距波罗的海几英里处向北扩展到北冰洋，向东扩展到乌拉尔山脉的北部地区。

伊凡还通过利用蒙古人内部出现的分裂，在彼此敌对的各派别之间徘拔离间，成功地向蒙古人的统治挑战。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人与蒙古人截然不同，他们从西方进口了大炮和小型武器，并且拥有制造这些武器的兵工厂。由于具备了这些有利条件，伊凡便正式拒绝承认金帐汗国的宗主权。为此，1472年，金帐汗国大汗派出一支军队北进奥卡河；但伊凡在河对岸聚集军队予以抵抗，并坚守了三个星期。最后蒙军撤退，从此承认他们对俄罗斯的统治实际上已经结束。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伊凡1472年同索菲娅的婚姻。索菲娅是1453年在君主坦丁堡城墙上被杀的拜占廷末代皇帝的侄女，她曾逃亡罗马，皈依了天主教。因此，罗马教皇竭力赞同这一婚姻，希望这能导致天主教和俄罗斯教会的联合。结果相反，索菲娅立即恢复了对东正教的信仰；莫斯科宫廷的宗教仪式和信仰日益拜占廷化和东正教化。

早期的俄罗斯教会和宫廷，坚决反对在佛罗伦萨（1439年）达成的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联合的协议。无疑，俄罗斯人认为君士坦丁堡最后落入土耳其人手中，是上帝对东正教向天主教无原则屈从的惩罚。君士坦丁堡沦陷五年后，大主教约拿尖锐地评论了他所认为的这一事件的原因：“我的孩子们，你们都知道，都城君士坦丁堡被保加利亚人和波斯人团团包围达七年之久，在这七年中，曾有许多灾祸降落其头上，不过只要希腊人那时坚持他们的信仰，君士坦丁堡是不会蒙难的。”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俄罗斯人将莫斯科视为真正信仰的中心。他们受上帝之命保卫它，维护它原有的纯洁。15世纪末，修土菲洛修斯写信给伊凡，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深刻信念：古罗马教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阿波利那里斯的异端那说；至于第二罗马教会，即君士坦丁堡教会，则是被以实玛利的后代的斧头砍倒的；而新的第三罗马教会――神圣使徒教会――在您强有力的领导下，烛照整个世界，比太阳还明亮。整个东正教世界都归您统治，您是世界唯一的君主，基督教徒唯一的沙皇。……看呀！听呀！哦，虔诚的沙皇，前两个罗马虽已灭亡，第三个却依然耸立，而且决不会再有第四个。

伊凡完全理解地接受了这一信条，它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地位，夸耀了他的使命。在索菲娅的怂恿下，伊凡采用了拜占廷宫廷的礼仪，选择了拜占廷的双头鹰为他的徽章。他效法前君士坦丁堡皇帝，成为沙皇和专制君主，他的头衔也相应地变得崇高辉煌：“感谢上帝的恩赐，伊凡是全俄罗斯人的皇帝，是弗拉基米尔、莫斯科、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特维尔、彼尔姆、乌格拉和波尔法以及其他公国的大公。”

这样，拜占廷在作为第三罗马的俄罗斯领土上继续生存。这一第三罗马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是因为它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坚固的根据地――它包括了辽阔的欧亚大陆平原及不久之后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地区。这完全不同于1453年前苟延残喘了几个世纪、缩小了的拜占廷。红衣主教贝萨里翁所提倡的维新，丝毫未在注定灭亡的、与时代不合的拜占廷引起过任何反应。（见第十七章第三节）但在俄罗斯，某些沙皇却以贝萨里翁的角色出现。作为庞大帝国的专制君主，他们拥有将自己的愿望变为现实――不过是不完全地――的权力和财力，从而，如修土菲洛修斯所预言的那样，保证第三罗马不会遭到第二罗马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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