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的时候，崩颓的骑士制度的罗曼史，正在瓦解；这大堆的中古“文学”作品（如果也算是文学）的旧材料，便又被利用以为两种不同型的建筑物的础石。在一方面，这是被俚俗化了，成为闾巷的消遣读物；在别一方面，这又被升华为（最初是意大利的作家）出奇的诗篇，有世界的声誉。意大利民族不象北方人那样的嗜好罗曼史，所以当但丁和薄伽丘著作他们的杰作的时候，意大利人却只以流浪江湖的弦歌诗人（Gleemen）和寄食宫廷的游吟诗人（Jongleurs）的轻倩明媚的作品，为怡情的材料。封建制度的本身，在意大利亦早就为新兴的自由城市和共和国所摧毁；这些自由城市及共和国的武力，也早已是佣兵，他们的主将也不是贵族（例如约翰·霍克伍德Sir John Hawkwood【注：1320-1394，意大利名字是Giovanni Acuto，他那个时代中最著名的雇佣兵队长，为人毫无道德，见利忘义；参加过百年战争，后在意大利执业，曾为佛罗伦萨立下大功。其统率的佣兵团名为“白袍连队”】据说是裁缝的徒弟出身），因而罗曼史中的骑士的材料也不容易找到。再者，那时意大利的通商大埠早已和东方接触，输进了许多异域情调的小说，染色在他们的想象上。在威尼斯，早已有许多天方夜谭的故事在流行，那时欧洲其它各地还不知道有这些故事的名目。
普尔西（Pulci）【注：著有著作名为《摩尔甘提》】和博亚尔多（Boiardo），阿利奥斯托（Ariosto）和塔索（Tasso）【注：其最著名的著作为《耶路撒冷的解放》，是极优秀的作品】，采用了法国罗曼史的材料而改制为浪漫的诗；他们在那些粗犷的原料上镶饰了许多美丽的幻想，又构造出更合人脾胃的结构，并且创造了新的人物，例如阿拉伯首领阿格拉曼特（Agramante）和洛多曼特（Rodomante），美丽的公主安琪莉卡（Angelica），苏格兰贵族泽尔比诺（Zerbino），摩洛哥皇帝曼伯利诺（Mambrino），以及其他的一些光怪陆离的面孔。传说的人物也有了新面目：所以罗兰在博亚尔多的“Orlando Innamorato”【注：《奥兰陀的恋爱》，骑士文学的名著】和阿利奥斯托的“Orlando Furioso”【注：《奥兰陀的愤怒》，在情节上承接前者而作，亦为骑士文学的名著】中间都不是从前韵文罗曼史中的罗兰那样粗犷了。总而言之，这些诗人所取于旧罗曼史（韵文的和散文的）者，只是一些人名、习惯、仪式；至于所成的诗篇却已是新的东西了。
在英国呢，诗人如斯宾塞（Spenser）和西德尼（Sidney）等，也跟着了意大利诗人的榜样，很用心地从老罗曼史的大废物堆中捡寻一些好的断碎材料出来改制为近代文学中的杰作。那时在英国，旧罗曼史也堕落为闾巷的消遣读物，例如理查德·约翰森（Richard Johnson）的《基督世界七勇士》（Seven Champions of Christendom）便是。
老罗曼史的材料又被戏剧家所采用。但如莎士比亚，虽然采用了许多的老罗曼史的人物和故事，可是不但没有染着老罗曼史的气味，就连骑士的习惯风尚也不大有。当时的剧台，已经兴起了一些借旧故事以讽刺目下的人生的作品。正在《堂吉诃德》（Don Quixote）出世的一年【1605年】，伦敦看见《向东方去呀》（Eastward Ho!）上演。因为讲到了苏格兰事情，触犯英王詹姆士【Ⅰ】的忌讳，这篇剧本的作者受了恶罚；然而像詹姆士国王那样靠滥授骑士位号以为生财大道的人，大概亦不会喜欢作者借剧中一个人物的嘴巴说：“现在的骑士资格和从前的骑士资格完全不同了。从前的，骑在马背上；我们呢，两只腿跑。从前的，有副官伺候着；我们呢，只有小厮了。从前的，顶盔披甲；我们呢，只裹了一件破袍。从前的，在旷野在沙漠中冒险；我们呢，只在街头彳亍。从前的，时时准备着得大名；我们呢，时时准备着当衣服。从前的，一眼看见恶魔就拍马飞奔迎上去；我们呢，看见了一条蛇就逃跑。从前的，扶助可怜的妇女；我们呢，制造出些可怜的妇女来了。”
几年以后，贝奥蒙特（Beaumont）和弗莱彻（Fletcher），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作一滑稽剧名为《火烧豚蹄的骑士》（The Kinght of the Burning Pestle），显然是受了《堂吉诃德》的影响。剧中主人公是杂货铺的伙计拉尔夫，到艾宾森林（Epping Forest）中去寻觅骑士样的冒险事业，杂货铺里的两个小学徒充当了伙计骑士拉尔夫的副官和亲随；拉尔夫训练这两个学徒时，有过这样一段话：“我的可爱的副官呀，还有我的亲随乔治呀，听着；从此以后，你们不可唤我的别的名儿，只呼我作‘火烧豚蹄的正直勇敢漂亮的骑士’；还有，你们以后再不要称呼一妇女作 ‘女的’或‘雌货’，只呼作‘漂亮贵妇人’就是，倘使她是要什么的；不然，称为‘受难的贵小姐’，还有，你们应该称一切树林为‘荒林’，一切马为‘千里驹 ’。”因此，下一次两个学徒看见主顾上铺子来的时候，就这样吆喝着：“一位受难的贵小姐要半便士的胡椒哪。”
现在我们应该有几句话讲到《堂吉诃德》这部巨著了。
许多人说塞万提斯（Cervantes）——说是《堂吉诃德》的作者——“在嘲笑中结果了西班牙的骑士风尚”。但是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塞万提斯实在是在十七世纪初将那久已崩溃为碎片的骑士风格用诙谐的力量重新扫集拢来、高堆起来。堂吉诃德所披着出去找寻游侠事业的铁甲，是曾祖手里传下来的烂锈的铁甲；而他在一路上所做的令人发笑的行径，却正表现了所谓“游侠骑士”的风尚是早已死灭，不复存在于堂吉诃德当时的社会中了。塞万提斯对于骑士精神的同情心实亦不下于他的同时代的诗人；所以他对于堂吉诃德的空想的态度，是微笑中含着热泪的。所以读了这部伟大著作的人，常有两种不同的印象：一是只看见那挖苦的诙谐，一则看出诙谐背后的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以及英雄的壮志受卑俗社会嘲笑时的抑塞愤懑。在这一点上，这部“罗曼史”甚至被称为最Melancholy （感伤）的著作。实在的，并不是每一个读者都有一对锐利的眼光能够看到那隐藏在诙谐背面的“世界的悲哀”的劲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