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弩和中国弩 [转载]

欧洲弩和中国弩

欧洲用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但早期的材料极为零碎晦涩；约从公元10世纪开始，弩在欧洲才逐渐流行起来。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欧洲用弩乃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影响的结果，而且，中国弩的西传可能有两个独立的过程：第一次发生在古典时代的晚期，未能在西方世界中得到推广，故仅留下了一些模糊的印迹；第二次发生于公元9-10，导致10世纪后弩在欧洲的流行。
中国弩的第二次西传，很可能是经过了阿拉伯人的中介。爱好写作的拜占廷公主安娜・科穆宁娜（Anna Comnena,1083-1148年）对弩曾有这样的描写：
脚张弦弓（tzaggra)是野蛮人之弓，希腊人至今很不了解。它不是那种左手握持右手张弦的弓，它必须靠托架（引者注：指弩臂）张紧弦，射者俯身用双脚踩住弓，同时用两臂的全部力量提拉弓弦。在（弩臂）中央，有一半圆形的槽，长度与一枝箭相当。发射物短而粗，搁于槽中，依靠弓弦的释放而被推送出去。它们能够洞穿最坚固的金属铠甲，有时击中石墙或其他类似障碍，便整个嵌入。总之，脚张弦弓是邪恶而凶狠的器械，它将人击倒于地，以致他们甚至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所击中。
西方人对弩的这种畏惧心理，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1139年的第二次拉特兰公会上，教皇英诺森二世甚至宣布弩为该诅咒之物，而禁止在基督徒之间的战争中使用它，然而，弩仍然不可阻挡在欧洲流行起来：不仅十字军用它来对付异教徒，而且欧洲人（基督徒）内部的战争中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弩。当然，欧洲人很快也发现了这种武器在狩猎中的妙用，以致火器发展起来后，他们仍经常用弩打猎。
然而，欧洲人并没有完全照搬中国的弩，而是对弩作了独特的改造。将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弩与中国弩相比较，可以看出三个主要的不同点：
其一，欧洲弩采用了不同于中国弩的扳机结构（弩机），它主要由一个圆柱形的滚转弦枕、一个弯曲舵柄和一个舵柄相连的弹簧组成，扣压舵柄，其前端的尖喙便脱离弦枕卡口，弦枕滚转，遂将弓弦释放出去。这种装置的灵敏度低于中国汉代的青铜弩机，因而扣发时用力较大，容易引起弩臂晃动，影响射击的准确性。欧洲人为什么对成熟、高效的中国青铜弩机弃而不用，而另行创制了这套并不特别突出的新装置？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也许中世纪中晚期的欧洲人根本就没有见到中国汉代那样的青铜弩机，因为其时在中国本土，手持弩也有一定程度的退化，其突出表现就是古代青铜弩机的失传。北宋的沈括就是因为地下的偶然出土，才见识到了古时候的铜弩机。因此，公元9-10世纪传到欧洲的弩，很可能没有汉代那样的铜弩机，这也就难怪欧洲人会创出不同的扳机机构。
其二，欧洲人从14世纪开始用钢片制作弩弓，这是他们对弩的发展的最大贡献。李约瑟博士一直很纳闷，中国中古时代的冶铁炼钢技术远远领先于欧洲，但中国人却不知为什么始终没有采用钢铁来制弓。大概中国的复合弓技术极为高超、发达，使用复合弓的传统过于深厚，这反过来限制了人们的思维，而根本不去考虑制弓还需要或还可以采用干、角、筋、胶、丝、漆（“六材”）以外的什么材料，一种传统，只要成其为传统，总是同时限制了非传统方向上的种种发展。
其三，14世纪晚期以后，欧洲人为解决张弩困难的问题，引入了多种机械装置，从而大大提高了张弩的效率。早期曾较多采用羊脚式拉杆；当重型钢质弩弓在15世纪普及后，便广泛使用了曲柄卷绕器和滑轮组；15世纪晚期，后者又为齿轨一小齿轨装置所取代。
欧洲人之采用机械张弩方式，与文艺复兴也有一定的联系。这场伟大的启蒙运动引发了欧洲人对科学和技术的浓厚兴趣，试验、发明之风蔚成风气。机械正是时人最热衷的领域之一。文艺复兴以来欧洲钟表业的发达和繁兴，被晚近的许多中国人视为“奇技淫巧”的种种奇妙钟表和玩具的涌现以及艺术大师达・芬奇那些堪称神奇的发明构想，都是很好的例证。在这种风气下，欧洲人自然也把张发困难的弩作为他们旋展其机械学天赋的对象，于是就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辅助张弩装置和机械张弩方式。

连弩、车弩和床弩

中原民族对弩的发展的贡献，不仅表现于创造了精妙的青铜弩机，大大改进了手持弩，而且体现了由手持弩发展出了弩炮。这是一种安装在架子上发射的大型强弩，能够发射状似标枪的巨箭，而且往往一次发射多枝箭，因弩弓极为强劲，常需多人，或用牛拉，转动绞车（即辘轳），引绳张弓。
弩炮大概出现于战国晚期。《墨子・备高临》讲到，守城可用“连弩之车”。它有“两轴三轮”，可能以车为架，以辘轳引弦；箭矢长“十尺”，矢端连系绳索，如同弋射，可用辘轳卷收。《六韬・军用》又记有“绞车连弩”，应是同性质的武器。所谓“连弩”，连意为连属，均指箭矢上系有绳，可以回收。这是中国早期弩炮的一个特点。《史记・秦始皇本纪》纪载，秦始皇受方士蛊惑，误以为数次派人入海求仙不遇乃因海中大鲛鱼阻挡，于是亲至莱州之罘，用“连弩”射海中巨鱼。这种连弩，当即箭矢上系有回收绳索的弩炮，用它射猎巨鱼，与今天的捕鲸船靠发射筒发射带索标来捕杀鲸鱼的方式非常相似。又，《汉书・李广苏建传》记，李陵与匈奴作战，曾“发连弩射单于”。这肯定是远距离的狙击，因此李陵所用的连弩必是箭矢连有绳索的强弩，很可能也是弩炮。
　　汉魏南北朝时期，弩炮使用渐多。王充《论衡・儒增篇》中称弩炮为“车张”之弩。《后汉书・陈球传》记，陈球守零陵，“弦大木为弓，羽矛为矢，引机发之，远射千余步，多所杀伤”。这显然是大型的弩炮。《宋书・武帝纪》记载，南北朝时有一种“神弩（或称”万钧神弩“），能够摧毁船舰，应也是弩炮。《北史・源贺传》记载，北魏成文帝时，源贺“都督三道诸军屯漠南……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三床……弩一床给牛六头”。这里第一次把弩与“床”字联系起来，清楚说明它是安装在架子上发射的。一架弩需要六头牛拉纹张弦，可以想见其强劲的程序。1960 年，江苏南京秦淮河中出土一件南朝铜弩机，构造与汉代弩机无异，形体硕大，通长39厘米，宽9.2厘米，高30厘米。安装这个大弩机的弩臂，长度当在两米左右，无疑是弩炮。
唐宋时期，弩炮被广泛用于攻守城作战。唐人称弩炮为“绞车弩”或“车弩”。杜佑《通典》卷一四九说：“今有纹车弩，中七百步，攻城拔垒用之。”同书卷一六０又详细描述了其结构：在架了安装“十二石”强弩，以轴转车（即绞车）张弦开弓，弩臂上有七条矢道，居中的矢道搁一枝巨箭，“长三尺五寸”，“粗五寸”，以铁叶为翎，左右各放三枝略小的箭矢，诸箭一发齐起，“所中城垒无不摧毁，楼橹亦颠坠”（也见李筌《太白阴经》卷四）。
宋人通称弩炮为“床弩”或“床子弩”。其时一架弩炮往往联装两张弓或三张弓，利用多弓的合力发射箭矢，劲力胜于前代。据今人的分析研究，多弓床弩的结构非常巧妙，弓弦的张设可能利用了滑轮。北宋的《武经总要》载有多种多弓床弩，其中最为强劲的三弓床弩又称“八牛弩”，需百余人绞轴张弦，箭矢“木干铁翎”世称“一枪三剑箭”，大概状如标枪，三片铁翎就像三把剑一样。床弩也可发射“踏橛箭”，成排成行地钉在城墙上。攻城兵士藉以攀缘而上。北宋开宝年间（公元968-975年），魏丕曾对床弩作了改进，射程又大为提高。《宋史・魏丕传》记：“旧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宋代一步合1.536米，千步有1536米，这是古代射远武器所达到的射程最高纪录之一。
据《武经总要》记载，床弩以槌击牙发射，瞄准和击发都有专人负责。使用床弩的士兵，在宋军中是专门的一类，称为“床子弩手”。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战，宋军在城头安设床子弩。辽军攻城。守弩兵士惊，匆忙中击牙发弩，箭矢雷动而出，不意正中辽军阵内的主将萧挞览，登时毙命，辽人因主将殒命，无心恋战，遂与北宋议和。
南宋时期，中国的床弩也传播到了印度支那。今天在柬埔寨著名的吴哥窟中，我们还能够见到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占婆人使用床弩作战的石雕图像。占婆人的一个创造是把多弓床弩架设于大象的背上。
灭亡了宋朝的蒙古军则大力搜罗宋军中的床子弩手来他们服务。当蒙古军西征的时候，他们就大量使用了汉族匠师制造而且也由汉人操纵的床弩。波斯史家志费尼在其名著《世界征服者史》中记叙1256年旭烈兀汗攻克位于厄尔布尔士山的坚固的穆斯林城堡麦门底司时，曾有这样的描写：“当无策可施时，契丹（按指汉地）匠人制造的一种牛弩，其射程为2500步，被对准那些蠢货。流星似的射弹烧伤了魔鬼般的异教徒的许多士兵……”阿拉伯人称床弩为牛弩，应是源于汉人固有的“八牛弩”一类名称。据认为，阿拉伯的2500步约合一公里。这时，床弩显然已被用于发射燃烧性的火器，它有可能是一些燃烧性的球弹，也有可能是箭端绑缚纵火物或火药球的火箭。宋代兵书《行军须知》中就记载：“用床子弩放火箭及火炮烧填濠柴草。”火炮是宋人对燃烧性球弹的习称。

文章引用 《金戈铁戟》―― 钟少异著